我所景仰的赵元任先生

陈原

��2001-03-21 光明网）

　　我从少年时起就景仰赵元任先生��

　　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我迷过阿丽思， 也幻想过钻进耗子洞（不是阿丽思钻的兔子洞）去游玩。那时我不理 会作者译者是谁，但是这书的文字真的把我迷住了，觉得很亲切，很 好玩，不像那时流行的大人国小人国许多童话故事书那样的干巴巴， 只有故事没有文采。长大了，想学“国语”，就拿《国语留声片课本�� 当老师，可我没有学好，直到如今垂垂老矣，讲的还是“天不怕地�� 怕，最怕广东人说官话”那种“国语”。后来我迷上音乐，学弹琴�� 学唱歌，搞合唱团，迷上元任先生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 《欢乐颂》的同时，也迷上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字音和乐音 （也就是《新诗歌集》序中说的“字音跟乐调的关系”）配合得那�� 好，那么密切，语词跟音符好像天生揉合在一块儿，这样的境界，在 我以后的音乐实践中，即在译歌配词的实践中，一直引为最高的准则�� 30年代初，我跟那个时期的许多“救亡青年”一样，卷进了同救亡�� 动密切结合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着制订方言拉丁化方案，狂热�� 我不得不去学习和研究语音学，其中得益最多的就是那本《比较语�� 学概要》（商务印书��1930年版），我就是从那本书学会国际音标和 学习一般语音学的，直到今天，我还依稀记得元任先生写的序文介绍 作者译者那种幽默语言。当然，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过他首创的国语罗 马字，精读过他捍卫拼音系统的一些论文；觉得很多理论问题他说�� 比我们深入比我们清楚，但是——现在想起来真可笑！——那时候啊�� 我们这些左倾青年，学问很少，却目空一切；尤其受到了瞿秋白讽刺 国语罗马字是所谓的“肉麻字”的影响，是带着否定的主观武断来�� 近这种文字改革试验的。元任先生倡导统一的“国语”（普通话）， 而我们则倾倒于制作大大小小地区的方言拉丁化方案（例如我自己就 是广东话拉丁化方案的制作者之一）；于是拉丁化派跟国罗派猛烈开 火，而不知道大家都在进行文字改革的试验。元任先生当时对此事�� 评价是“无聊”，真是一语中的！

　　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可 我从来没有见过赵元任��

　　40年代初，抗日战争越打越大，也越残酷，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连正常的学校几乎都难办下去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热潮只能降温 了。皖南事变后，我的师友叶籁士——即为文字改革奋斗终生的叶籁 士，奉命从重庆撤退到敌后根据地；他临走前，托人把他珍藏的瞿�� 白的北方话写法拉丁化方案某一次手稿，连同那时刚刚印出的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送给我——这又是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谁知在�� 寇飞��1943��1��5日的滥炸中，我的住处全部夷为平地，那珍贵的手 稿和那本珍贵的大书，通通化为灰烬��

　　1949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之后，文字改革的任 务提到了共和国现代化建设的议事日程。我虽然对此大感兴趣，但�� 我不得不从事其他工作，只能给文字改革这伟大事业敲敲边鼓。此时， 好像我离开先生很远很远了。谁知十年浩劫（1966��1976）中，“四 人帮”借故发动一场绝灭文化、毁灭语文词典的大战��1974），即对 《现代汉语词典》的“大批判”。在大张挞伐里我首当其冲，一夜之 间就陷入重围，只因为我曾向出版机关推荐这部词典。不知是祸是福， 我在一片喧嚣中倒闲起来了，我有时间扎进语言和语言学的海洋—�� 我托海外的亲人给我带来一批语言学著作（那时在这苍茫大地上，�� 可是稀有“静”物呀！），其中一本是《语言问题》。又是赵元任�� 我又碰到这位赵元任！《语言问题》这部书，给我打开了语言学的�� 天地，诱惑我重新鼓起勇气去钻研我30年代醉心过的语言学，并且�� 导我日后去接触信息科学。此时，直到此时，我还没有见过从少年�� 代起仿佛注视着我走路的老师赵元任！

　　元任先生1973年回国，我是知道的，因为某外事机关一位领导给 我捎来一部英文著作，说是作者回国探亲交给他的，但我当时没有 “资格”跟元任先生会面，只在我的一本语言学笔记中留下此书的摘 录。意想不到的是，当元任先生最后一次回国（1981）时，我却有�� 会同先生晤谈，因为当时已雨过天晴了。那��5月下旬，我约请先生和 他的家人以及语言学界几个学者在仿膳欢叙。那天到会的有王力、吕 叔湘、朱德熙、李荣诸公（记得王力先生一进门便必恭必敬地向元�� 先生行弟子礼，而王力先生那时已年逾八旬了。）——如今王朱两�� 已先后随元任先生去了——那天午间的叙会不会再有了，但是那一�� 却是很愉快的，上下古今，无话不说，也无话不可说。时隔十有六年， 所谈内容已不大记得了；只有先生西装左上方的外袋插着一排四管荧 光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默想这四管色笔象征着这位老学者是如何 随时随地用功啊��

　　席间还谈到重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事——事前胡乔木同志 接见他时，已同他谈过，说此书可以而且应当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 他很高兴，说可以把他已译好同一作者的《镜中世界》合在一起印行， 他说回去再看一下就定稿——可惜的是，翌年��1982）他来不及亲�� 再加校订润色便辞世了。这本力作是在先生辞世后六年��1988）后�� 印出的，可惜先生已看不到了��

　　那么，这位现代中国语言学大师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机�� “切入”语言学领域的呢？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从文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这样一个鲜 为人论述的斜面“切入”语言学的海洋的。尽管他幽默地告诉女儿说�� 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但是“好玩儿”的背后藏着很多深意�� 世界上很多大科学家研究某种现象和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以为是为 了好玩。元任先生小时候练习说切口和反切口，是为了好玩；他擅长 的“说倒话”，并且常常在公众面前表演“说倒话”，也是为了“好 玩”！…��

　　“好玩”意味着有趣味，有兴趣，有意思。他说的“好玩”可�� 用《最后五分钟（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的序文里的几句话来�� 注脚。他说，他翻译这个戏，他用国语罗马字写出剧本，基于三�� “兴趣”——三重“好玩”。第一种兴趣是对国语罗马字的兴趣，�� 宣传（国语罗马字）的兴趣；第二是对中国语调的兴趣，即研究学术 的兴趣；最后一种是对于话剧的兴趣，那就是艺术的兴趣，如果引�� 一下他阐述的“艺术的兴趣”，就更可以明白“好玩”一词蕴藏的�� 义了。他写道��

　　我对于艺术的兴趣仿佛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热就热到火苗儿的程 度。可是热度减了的时候儿，好像就是离开了伊也能过似的，回头�� 想念伊起来，可是又觉得没有伊，我的生活全没有光彩似的了��

　　这里说的“兴趣”，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好玩”。好玩者， 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对文字改革的兴趣，贯串他的一生。早在“五四”运动前，当�� 还在美国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吾国文字能 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1916），其实早一年（1915），就在 当时留美学生的圈子里，发表过可以用标音字母来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0年他回国在清华学校任教时，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语统一运动 筹备委员会会议。次年（1921）同胡适讨论汉字改革问题，所谓汉�� 改革，实质上就是要冲击汉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某些场合，这就 意味着用表音字母来代替几千年父传子子传孙传下来的汉字。同年， 他得到丁文江转赠的高本汉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诱使他深 入研究中国文字的音韵。这一年，他趁在美国教书之便，在纽约的一 家唱片公司为商务印书馆灌制国语留声片，并写成课本出版��1922）�� 虽然这次发音是按照国音统一��1913年通过的人工国音灌制的，但�� 事情在推广中华民族的共同口头语活动中，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搞�� 工国音是那时国语运动的一些饱学之士的善意的乌托邦行为，而元�� 先生成了唯一能用这种人工语音发音和说话的人；但人工国音是科学 的抽象的语音，不是哪一个地方普通人的语音，很难推广；因此，�� 年后��1924），他又根据国语统一会的新规定，采取北京音代替人�� 的国音，为商务印书馆再一次灌制国语留声片，这一次是成功的，�� 后很多华侨和华裔都据此学会“国语”即现今所称的“普通话”��

　　1921年，元任先生应聘赴美哈佛大学教中国语言课之前，在他�� 热衷于创制国语罗马字草稿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开始进行方言调查�� 且决定在学术方向上主攻语言和语言学之前，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 作，那就是翻译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小小的童话书，值得 中国翻译史、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语言学史记上大大的一笔��

　　20年代，阿丽思同匹诺曹一样，吸引着那个时代万千少年儿童�� 心。阿丽思钻兔子洞，匹诺曹说一句谎话鼻子就长一寸，滑稽得叫�� 喷饭，两部书都包含着人生哲理的笑话与趣事，但阿丽思是活生生的 孩子，不是匹诺曹那样的木偶，更使孩子们感到亲切��

　　其实元任先生进行这次翻译，不是一般的文学译作，他是在进行 一种实验，语言的试验，文字改革的实验，文学革命的实验，也是�� 同思维的文学作品移译的试验。为什么说是一种试验呢？按照译者在 序言中所指出的，这试验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出的（其实不止这三个方 面）��

　　一，只有用语体文（白话文）翻译这等作品才能传神——不要忘 记“五四运动”很重要的内容是白话文应当在一切方面取代文言文， 而这本翻译则在事实上或实践上证明白话文能够做到��

　　二，西方语文中一些代名词（如他、她、它之类）在语体文（�� 话文）中能够恰如其分地准确地表达——例如当时“她”“它”等�� 在创始过程中。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七十年前则 是一个需要经过试验才能使人信服的��

　　三，西文的“打油诗”能不能用中文的语体诗（白话诗）形式�� 译成可笑的打油诗；元任先生自己说，这是作一次“诗式的试验”， 而不是“诗的试验”��

　　令人惊奇的是时隔七十年，这部翻译读起来却好像说话似的流畅�� 通顺，而不会令读者嫌弃这里的文字“老”了，“旧”了，不好懂了�� 为什么？我想，这就是一个超凡的语言学大师作的口语写成书面语�� 试验��

　　这部翻译是元任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好好研究的。但 愿我们的少年儿童今后有机会去欣赏一个博学多才的翻译家给他们�� 下的“笑话书”（赵元任语）！

　　习惯上人们都说元任先生业余从事音乐活动，或者换句话说，�� 的业余爱好是音乐。我不这样认为。一个人文学者，一个文艺复兴式 的智者，无所谓业余和业内。音乐是他的事业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 重要的部分。音乐甚至是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元任先生在他的�� 一封《绿信》中（S20）就表达过这样意思，他说，不知怎的，音乐这 东西总是“偷偷地”占据我很多时间和思想。他用了 surreptitiating一字，这就是说，音乐不知不觉地成了他的生命的一 部分��

　　他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专攻过作曲法，他会 摆弄多种乐器，他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教过音乐或音乐欣赏课。他 一生作过一百多首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器乐（钢琴，小提琴）曲，�� 今有些专业作曲家未必能在数量上超过他，更不必说在质量上。他�� 音乐作品能历久而不衰。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是有机会聚在一起，�� 组成一个合唱团，有伴奏或无伴奏（acappella）地练唱他的新作或旧 作。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徐�� 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 （《小先生歌》），施谊（《西洋镜歌》）。他是当今中国的舒伯特， 舒曼；他也自比为舒伯特，舒曼。他记录民间曲调，他为古今民谣谱 曲，若果他不是全身心投入方言调查，他会成为中国的巴拉基略�� （Bala－kirev）。可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艺术歌曲的象牙塔里�� 他如同古往今来的大音乐家那样，不惜精力地为机关、学校、团体， 以及某些突发事件作歌��1926《呜呼！三月一十八》，1933《我们不 买日本货》，1937《抵抗》）。他为电影作主题歌（1935《西洋镜歌》） 。你在他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 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元任先生掌握了上尺工六五，也掌握了do，re，mi，fa，sol�� la，si；他突破了民族音乐的框框，也突破了西洋音乐的框框，他�� 民族的气质融化在西方近代音乐的构架里；不是硬凑，而是交融。他 的乐曲有着浓厚的中国味儿，却又没有那种迂腐的“国粹”气。也�� 就是音乐家贺绿汀说的“在旋律上有中国民歌特点，并与语言结合�� 很密切，深刻地抒发了原诗的意境和情绪”；也许就是音乐家廖辅叔 说的，《新诗歌集》是“体现了‘五四’精神的近代中国的第一本歌 曲集”��

　　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元任先生作为20世纪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 他非常敏感地接受新的科学理论，并且很快将这些新理论导入或应用 到他所致力的语言学中。比如他很快就接受控制论、信息论的观点， 50年代下半期作语言学演讲时，就充分显示出他这种可爱的科学精神�� 也许与他跟控制论的创始者N．维纳很早便相识，经常来往切磋有关系�� 维纳的父亲L．莱奥·维纳是个语言学家，原籍波兰。人们可以在他的 演讲实录《语言问题》中充分感受到他对新兴的信息科学有很深刻�� 理解和恰当的应用，这同他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有关。将20世纪�� 半期发展的信息科学理论导入语言学，并且不是生硬地照搬而是创�� 性地运用，我敢说在我国语言学界，除赵元任以外没有第二人��

　　能够把深奥的学理，用鲜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大学问家不多， 元任先生是其中的一个——很多时候还带有一种幽默感；不是庸俗的 笑话，而是优雅的意味深长的幽默感。他说过，他在演讲中和通俗�� 文中，常常要加上一些笑话，“凡是扯得上扯不上的地方总是忍不�� 要说（笑话）”，而他在日记中几次记录他在演讲中所安插的笑话得 到了预期的效果。甚至当他的好友刘半农辞世，他写了一副他平常�� 爱做应酬文章的挽联，显示出的就不仅是沉痛的哀悼，而是一种高�� 的情谊，还带着即使生离死别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以及伴随着�� 希望而来的微微的幽默。挽联写道：

　　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