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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清华附中校医万晓莹大夫
走进清华附中校医务室,万晓莹大夫的桌上摆放了很多东西,有预防“非典”预案、学生医疗档案、各种为预防“非典”自制的剪报等等,电脑屏幕上是附中学生接受体温测量时的照片……在桌的一角还摆放着万大��5��25号刚刚出生的小外孙的照片��
为了抗击“非典”万大夫没有按原计划赴美迎接这个小生命的诞生,而是毅然留在了清华附中,和这里的老师们并肩作战。“我的签��3月份就签过了,机票也买好了,��5��17号的。女儿还给我画了怎么转机的路线图,告诉我机票要提前两天确认啊、途经哪啊、坐位号啊什么的。因为我英文不行,她还给我写了中英文对照表。当时女儿说:‘妈,都给您安排好了,就等您来了!’”说着,万大夫就拿出签证、机票、还有那张倾注了儿女深深思念的路线图,这些东西都时刻带在她的身边��
五月初,学生们已经停课,万大夫的工作也交接完了。就在这时,附中的赵庆刚校长找到了她“我们就三个大夫,她们俩都比较年轻。咱们清华附中又是高考考点,你看能不能和女儿商量一下,考完了再走。”万大夫知道,如果不是学校的确有困难,赵校长是不会这样说的。回忆那时的情况,万大夫说:“我想也是,校长们以身作则,老师们也没有人退缩,我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走。再想想,作为母亲,我担心女儿的安危。这么多学生牵扯到千家万户,他们家人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何况我在附中当校医马上十年了,学生也都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万一出点事,我走的也不踏实啊。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回家后小女儿埋怨我:‘您怎么回事?校长也没说您必须留下,您也不和家里商量。’我说:‘这个事情在清华附中搁谁身上都会这样做的。’打电话给美国告诉大女儿的时候,她哭了。她也问我:‘没有商量的可能吗?’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心理的、生理的、咱们就每天晚上通电话说吧。’”说到这里,万大夫的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这微笑里包含着一位母亲在思念孩子时特有的安慰与牵挂��
万大夫——一位普通的校医。瘦高的身材、典雅的装束。短而简约的发型和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她格外干练。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什么坎儿都赶上了。�� 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年轻时,已经考上北京协和卫校的她怀着青春的热情与冲动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后来在吉林通化医专上了学。先后在浑江妇幼保健医院、华北石油管理局职工总医院工作,1990年她回到了童年生活的地方清华大学��94年她由大学校医院调到附中医务室。她开心的说:“到明年我就在附中工作十年了。��
正是因为万大夫这曲折的经历,她总觉得对大女儿是亏欠的。她说:“因为我上山下乡、没调回北京的时候,我那个老大生了就一直是我母亲带着��90年调回来以后,正赶上她高考,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又去了美国,在一起的时间一共没有几年。所以总觉的给她的爱少于在身边的这个小女儿。生孩子也是女儿人生中关键的事,如果我能在身边对她也是一种安慰,我也觉得进了一次做母亲的责任。我大女儿年龄比较大了,30了生了头一个孩子。一切准备都是按照我去而做的,他们不会带孩子,哭了也不知道怎么哄……”好在,不久以后,万大夫就可以赴美看望她的家人了。因为传签机票她损失了几百块钱,学校决定给她补助,万大夫笑笑说:“这就是我的工作。其实在这次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从校长、德育处老师到班主任、普通老师都付出了很多,没有人抱怨过。赵庆刚校长身体不太好,最怕累,可他是最累的,没有休息过一天,晚上九、十点还在办公室呀��何况我也割舍不下这里的孩子们啊,所以我没想接受这笔钱。��
万大夫从放弃5��17号赴美开始,就全身心的投入抗击“非典”的工作中。“高三学生返校之后,14天集中住宿观察,有什么不舒服了,我都要赶过去检查��22号走读的高三学生也返校了,我每天6点半到学校,7点开始给每个学生测温,还要把每天的情况汇报给德育处,再由他们给领导汇报。”除此之外,万大夫带领其他两名大夫配合学校消毒;制定了十几套预案,不断和领导进行商量。她说:“忙起来就什么都不想了,身边的人都是个个往前冲,无形中也在互相影响。��
其实,万大夫还是最早发现清华附中初二年级“非典”患者的大夫。正是因为她果断及时的处理,病情才没有扩散,而她为此被隔离了14天。讲起当时的情景,万大夫记忆犹新:��4��14号那天,那个初二、九班的学生,早上来就不舒服,我就给她量体温��37��2,第二节课间我又给她量了体温37��4。这就引起我的注意了,当时北京已经开始有‘非典’了,但是各种防御措施都还没有启动。但是我当时警惕性比较高,特地问他有没有相关的症状,他说没有。我还看了他的咽喉,如果说他当时病菌很强烈的话,我也是挺危险的,因为只是戴了一个普通的口罩。当时我就让班主任通知他家人立刻带他到大医院就诊。不久就被确诊为“非典”。现在想想,如果他没有赶快离开,那么他的班上同学很可能就会感染。孩子被确诊的第二天,海淀疾病控制中心的通知就到了学校。校长和学校主要领导、德育处老师、班主任、校医等等很多人,凌��3点半到学校安排防御工作、进行消毒。之后,我就被隔离在家了。”十四天后万大夫带着她一贯的热情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她说:“还是看到孩子们踏实。��
说起清华附中的校医,��94年至今在这所学校里学习过的学生没有人不知道万大夫。因为她为孩子们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名校医的工作范围。高一学生‘军训’,高二学生‘农训’是清华附中的传统,万大夫九年没有间断都是一同去的。提起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她的脸上绽放着年轻人一般的热情。“‘军训’当中学生晕倒的、大腿磨破的、受外伤的很多,我都是随叫随到。我自己配的治疗大腿磨破的药水可灵了,第一天抹上的二天就能好。去年‘军训’有个孩子突然说手脚麻,我就赶快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守了他一晚,学校德育处的老师也在车里等了一晚。还有一年我跟学生‘农训’去狼牙山。有个孩子在爬狼牙山的时候一脚踩空调掉到‘玛瑙洞’里。我们同学按照我在‘红十字急救培训’中教给他们的急救知识,把校服脱下来,用铁撬棍穿在袖子里,做成了简单的担架吗。这样把他就运下来了。��
万大夫最得意的工作之一就是她一手开创的‘红十字急救培训’。她说:“清华附中的‘红十字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禁了,我调来之后重新开始创建。我认为这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从99年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培训由在一部分同学中开展变成全校同学都要参加的活动,之后可以得到‘红十字初级急救员培训证’。在教孩子们互相注射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磨难,这小小的一针算得了什么。’第一针我都是手把手教他们打的。��
万大夫为孩子们的健康忙碌了近十年,当问到她获得到过什么荣誉时。她想了半天:“没什么吧,好像有两次被评为海淀区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和红十字会先进个人。不过清华附中可是获得了北京市红十字十佳活动奖呢。”最后她很认真的强调:“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高考大咨询’栏目,两天后就要考试了,这是我为高三的孩子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万大夫就是这样一位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老校医。她“走如风”似的穿梭在医务室、教室、德育处、校长室;她关注的目光总落在学生的一个喷嚏、一个表情上……就这样,她用消瘦的肩头挑起了“非典”时期保证学生健康的重任。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她?是附中人强烈的责任感、是医务工作者典型的使命感!还有来自一位母亲最无私的“母爱”。(崔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