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3月27日晚19：00-21：00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所做报告《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之路”——公共管理学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会》整理。当晚，公管学院党委书记王有强教授担任主持，学院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成员、院内外师生共计300余人参加报告会。唐娜同学协助整理，2009年4月1日-4月2日，作者作了修改。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之路”

■胡鞍钢

　　马克思最先提出“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讲到“关于这点，甚至没有人想到过。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了；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1963年5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问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里，毛泽东把社会实践概括为三大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早在1961年底就酝酿要写《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实际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沉重。因为1961年中国处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毛泽东问了他的卫士张仙朋一个问题，“什么叫思想？人的正确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卫士没有办法回答，因此毛泽东就谈了这段话。

　　毛泽东特别讲到，他多年来想写一部继《实践论》以后的著作，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因此他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但是，要使人们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还需要很多条件。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如同人学习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真正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个道理。 因此，毛泽东用非常浅显的道理，阐述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1963年5月，中央在讨论十条的时候，毛泽东完整地把这个思想写出来。虽然这个文章非常短，但它确实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非常经典的一部代表之作，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这既是毛泽东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之谈，也是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经典理论概括。
那么，如何来判断思想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呢？毛泽东同志还特别谈到“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 他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可以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不仅要认识中国国情，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中国、建设中国。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讨论，什么样的政策是成功的？什么样的政策是失败的？或者说什么样的决策是正确的？什么样的决策是错误的？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又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更好地改造中国、建设中国？这成为建国60年来，中国历届领导人探索和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仍然如此。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够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就不可能提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战略。

　　我们现在讨论科学发展观，其基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是源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它给我们认识“中国之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

一、“中国之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历经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从复杂与困难的环境中崛起。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发展模式对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更是积极的、深远的。她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又称“中国之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之路”？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的发展之路？她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中国的历届领导人对“中国之路”又进行了怎样的思考与探索？
我认为，“中国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现代化要素。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要经历一个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社会主义要素。中国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几年前越南社科院邀请我去越南讲中国加入WTO经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越南，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而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可以搞，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市场经济。这是不同于其他30个东欧、前苏联经济转型国家的地方。既是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又是两种不同的发展结果。

　　第三，中国特色。这和我们的历史渊源有关。在汤因比所说的世界二十几个文明中，中国可以说是唯一的、连续的古老文明。即使是印度文明，到了现代也“一分为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而中国却有着深厚的历史资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传统，这是与当今美国的最大差别。这种文化并不一定是现代化的障碍和包袱，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现代化、能够基于历史的基础不断创新的话，它很可能成为我们现代化一个重要动力和资源。

　　因此，实际上“中国之路”就是这三个基本要素共同成长、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有机构成体，成为国家发展生命周期“迅速成长期”的基本动力。不过只有当建国60年之后我们才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1、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之路”的探索

　　应该说，“中国之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早在1940年，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一文就提出了“中国之路”的建国构想，它既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当时这个道路叫做新民主主义社会之路。到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在会议上做了一个经典的报告，提出了他的建国构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同于欧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基于这个建国构想，也集合了周恩来所领导的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智慧，特别是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非共产党人士，完成和通过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新。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借）鉴，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时，毛泽东历经六、七年的执政经验，力图突破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进行大胆的创新。因此，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提出了这十大关系。这篇讲话先经陈伯达，后经胡乔木（1975年）把它比较完整地表述出来，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之路”的又一代表作。

    　2、第二代领导人对“中国之路”的探索

　　后来，毛泽东关于建国构想的创新被邓小平历史性地继承和发展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国之路”，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更加明确了“中国之路”，这个路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进一步讲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更完整地表述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邓小平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就明确地提出要自己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总结，不仅总结历史上成功的经验，还包括失败的教训。

　　3、第三代领导人对“中国之路”的探索

　　从党的十三大报告一直到十七大报告的主标题都是这三个基本要素。我们相信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也还会是这样一个主题、三个关键词。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党的十七大对“中国之路”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十七大报告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时候，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说明，“中国之路”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它的伟大实践更加清晰了。

二、领导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1、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国情做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概括，我们简称为“一九开”。他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一个认识。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才提出不是社会主义纲领，而是新民主主义纲领，特别是反映在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中的经济纲领，而这个经济纲领就是我们所说的混合经济。
　　
　　到了1956年，毛泽东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又对中国国情做了经典性的概括，即所谓“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 在此基础上他谈到了“十大关系”。事实上毛泽东是花了将近2个多月的时间，从2月14日到4月24日，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在4月19日提出“三大关系”，4月20日提出“五大关系”，4月24日提出“六大矛盾”，直到最后一天4月25日正式提出了“十大关系”。 这表明，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国情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重大矛盾、重大问题，正如他所说的“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

　　毛泽东研究“十大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说的“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他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强国之梦”。手段也是明确的，就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实际上《论十大关系》不仅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可以称之为是运用重大矛盾分析方法，统筹兼顾，相互协调各种重大关系的基本思路。这是对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差异极大的中国如何进行国家治理的伟大探索。为此，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所形成的“十大关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纲领。1960年6月，他谈到：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国路线。

　　在对中国国情认识的过程之中，《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财富。1975年7月13日，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之下，由胡乔木将毛泽东历次讲稿写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当时，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他说：“我们在读改《论十大关系》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

　　实际上，1975年我们称为是邓小平领导的第一次改革，当时不叫改革，叫全面整顿。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做了全面地分析。 而当时“全面整顿”的基本思想、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虽然邓小平后来失败了，但当时他发动这场改革实际上是源于毛泽东的思想，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既学习和继承了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又吸取和注意了毛泽东的失败之处。

　　到了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重新认识中国国情。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三句话：“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他的结论是：中国要赶上最发达、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至少需要一百年。什么意思？就是说从1949年算起，至少要到2050年。

　　2、邓小平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1979年，邓小平在访问了东亚地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之后，特别是访问新加坡，对他的震撼非常大。因为1920年，他是途径新加坡去的法国，而到1979年新加坡完全变了样。而后，他访问日本，1979年1月访问美国，回来时又途径日本。因此，他对西方的现代化，不仅有了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有了感性认识。回国之后，根据国内外形势，他重谈了中国国情。在毛泽东对中国国情论述的基础之上，加了一句“耕地少”。

　　事实上，从数据角度分析更能说明问题。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人口持续拖动性上升，耕地的总趋势也是上升的。耕地的最高峰是1957年，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点，而后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占地等原因，耕地总面积的曲线下降。对于这个国情的认识，显然邓小平比毛泽东深刻得多。他提出我们要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呢？就是他所说的建设小康之家，实际上这还是中国文化，小康社会就是一种中国文化。他在出国访问看到西方的时候，并没有锁定我们的目标是西方模式，而是中国模式，或者说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党的十三大报告应当说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做出了经典的概括：“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 这是首次在党中央会议文件，特别是党代会上引入专业化的词语，也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事后评估发现，1978年改革开放起点的时候，在可统计的世界140多个国家中，中国大体排在130多位，其中大部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世界最后一名还要低。因此，从这个角度判断，中国属于极低收入国家。不要小瞧“居世界后列”这个提法，它本身就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做了更加准确、更加专业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成为后来改革开放所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这一点来看，这是党的十三大一个重大的贡献。

　　3、江泽民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不仅有一个由李鹏总理所作的党中央对“九五”计划建议稿，最重要的是江泽民同志于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下简称“论十二大关系”）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同志1956年4月所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第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四，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第六，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第七，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第九，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十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第十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4、胡锦涛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主要是讨论了前面这五大关系：即统筹城乡关系、统筹区域发展关系、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统筹人和自然的关系，最后一条就是对内对外开放与扩大内需，或者说国内与国际关系。因此，领导人在研究中国国情的时候，可以说后来的人信息来源越来越多元化，科学知识水平也越来越高，因此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领导人讨论重大关系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见表1），即便是同一个问题讨论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地区差距的问题，毛泽东是“两分法”，分为沿海和内地，江泽民是“三分法”，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这也说明了领导人研究中国国情的历史延续性。

表1 历届领导人对各种关系的认识和判断  

三、科学发展观的背景及含义

　　发展观的含义是什么？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提出来的？为什么建国快六十周年了党中央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呢？

　　1、科学发展观的背景和含义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21日指出“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不仅包括要发展问题，而且包括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这段话是非常经典，也是非常深刻的。

　　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言，“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这非常符合我们所说的“挑战—应战”模式，也就是说面对各种国内外挑战，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应对，而是更加主动地提出治国理念和治国设想。

　　2、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

　　从全球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模式或类型，现代化可以分为先行者、后来者，领导者和追赶者。中国属于落伍者、后来者。从技术进步分类来看，国家又分为创新者和模仿者，积极采用者和边缘化者。中国实际上在1949年之前几乎是边缘化者，1949年之后才变成积极的采用者、模仿者，但是它不会永远模仿，势必会不断地从模仿者向创新者发展。由于作为后来者，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是典型的追赶模式，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领导人选取了不同的追赶战略，采用了不同的追赶方式，追赶的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个追赶模式，即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后来者、落伍者，它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就是追赶先行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基本国情，面临不同的内外部挑战，领导人也就会有不同的响应。从建国以来发展的历史来看，大约25-30年左右就会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型。我们可以从发展目标、发展观、工业化道路、发展手段、参照模式、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发展与资源的关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区别，把中国1949年以来的发展战略大致分为三代发展观：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毛泽东第一代发展观（“两步走”设想）；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邓小平（“两步走”设想、“三步走”设想）、江泽民第二代发展观；第三阶段，21世纪初期：胡锦涛第三代发展观（新“三步走”设想）（见表2）。

表2  中国三代发展观的演变  

　　3、决策正误的取决因素

　　从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来看：重大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战略决策的失败也是最大的失败。 如果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论，再基于公共政策的一些理论，来回应毛泽东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成功？又为什么会有失败？根据我的实证分析，这和两个因素或结构是极其相关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决策者的信息结构。在中国国情的具体背景条件下，这个结构就是领导人，也包括学者和各方面专家，对中国客观国情的主观认识。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是有差距的，我们称之为信息差距，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信息不完全性、不对称性。正是基于此，领导人之间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这个信息结构非常重要，特别是要防止它的失效。所以说，决策者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政治国情、经济国情，特别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还要高度重视自然国情。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人所采用的决策机制。决策者不仅面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息失效”问题，而且还面临权力不对称引起的“决策失效”问题。如果不能够有效地进行民主决策，集体决策，甚至变成个人决策，信息失效问题就会更严重。另一方面，要看它的决策机制能不能进行集体决策，并且能够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进行纠错，不使得小错误变成大错误。事实上毛泽东在1956年和1957年曾多次强调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南辕北辙，后来出了很多错误，而且是一错再错，我们称之为决策失误的路径依赖。战略决策是否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决策机制。这包括决策类型、决策目标、决策方式、决策特征和信息来源。

　　顺着前面这个三代发展观演变，我们认为三代决策机制也发生了变化，经历了集体决策（1949-1956年）、个人专断决策（1957-1977年）、集体理性决策（1978-2001年）、公共决策（2002年之后）的演变（见表3）。

表3  三代决策机制演变  

　　基于三代领导人决策机制发生的重要变化，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成功？例如1949年-1956年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第一次黄金发展时期？因为当时的决策机制是相当完善，也相当成熟的，对此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反过来，也可以总结为什么1957年-1976年，会出现两次大的决策失误。按照李先念同志在1979年的观点，就是经历了两个大的折腾：一个是经济大折腾，指大跃进的失误；另一个是政治大折腾，指文化大革命。这和当时的决策机制密切相关。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进行了详细讨论，认为决策机制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信息结构维度，一个是决策机制维度。只有当信息更加披露，信息量越来越多元化，才可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国情，缩小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距，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当然，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非常困难的，缩小主客观之间的差距对决策是否成功就显得至关重要。

　　反过来，由于决策机制发生变化，从国家决策到个人决策，特别是转向到我们所说的公共决策之后，很显然领导人在决策的过程中失误的概率就显然减少了。2003年非典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整个危机过程刚开始反应很慢，还出现了信息封锁的情况，而后马上纠正，反应就不一样了，迅速地控制了这一危机。而且通过这个决策过程，特别是非典危机以后，政府的信息透明度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就出台了。最重要的是2003年以后三次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专门规定：“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专门开设一章阐述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我们在审视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时发现，这不仅是一部丰富而壮丽的历史，也是一部较为复杂而曲折的历史。既有中国“强国梦”，也有“大跃进”和“文革”噩梦，既有中国成功，也有中国试验。

　　4、中国共产党执政哲学的演变

　　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创新的过程，发生了从民主哲学、斗争哲学、建设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变。

　　第一个阶段是人民民主哲学（1949-1956）：中国第一次和谐和稳定时期，也是第一次黄金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1956年的9月27日，在毛泽东主持之下，由陈伯达、胡乔木执笔写下了关于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就是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一个政治决议，完整地概括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决议重申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核心观点，就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很可惜，1957年由于反右派，我们转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从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一直到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想说明的是，历史上当我们党的执政哲学是人民民主哲学的时候，迎来了中国的第一次发展黄金时期，经济增长率高达9.2%，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50年的4.5%提高到1957年的5.5%，这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在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因为它只花了7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们也进入到一个和谐的、稳定的天下大治时期。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也详细讨论了，比如像《婚姻法》的制定，解放了世界上最多的妇女人口，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是最大的生产力。同时，利用两年的时间全面禁毒，而历史上中国曾是鸦片的最大吸烟国。因此，在整个社会的构建方面，这一时期是相当成功的。

　　第二个阶段是斗争哲学（1957-1977）：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特殊的政治发展时期。1957年以后又出现了两次大折腾。一次我们称之为特殊的经济发展时期（“大跃进”），另一次就是特殊的政治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

　　第三个阶段是建设哲学（1978-2001）：中国第二次稳定时期，也是第二次黄金发展时期。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主持之下，由胡乔木执笔撰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们党恢复了历史记忆，将刚才的八大政治决议的相当一部分又重新写到了公报，又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建设哲学，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使得我们又赢来了一次新的“天下大治”。

　　第四个阶段是和谐哲学（2002-至今）：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提出了21世纪的前20年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到2004年以后，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这20年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当时的提法是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3000美元就属于社会矛盾凸显期。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复兴》报告的分析很清楚，我们把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会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突破这个陷阱，还可以进入到高收入或发达阶段。第二种可能性是像东欧、苏联那些国家，发生巨变甚至彻底解体，出现大幅度衰退。例如，2006年俄罗斯的人均GDP才超过1990年的北京。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像一些亚洲国家停滞不前，没有再继续达到我们所谓的高收入阶段。

　　我们看到，相当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只有极少数达到了高收入水平，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之前出现的泰国民主陷阱，台湾也可以称之为民主陷阱，还可以把它称为又一次“文化大革命”。台湾有一个《天下杂志》，我跟他们说“中国大陆在你们经济起飞的时候搞了‘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但是，当我们经济起飞的时候，你们又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要耽误多少年。”这对台湾的刺激非常大。我们不知道它这个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并不排斥民主，只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不同，会有不同的民主方式。

　　2006年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又强调了另外一个凸显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21世纪前20年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各类矛盾凸显期。中国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或者说某些发展中国家花两代人、三代人才能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式地浓缩在这个过程之中，使得我们既发展得很快，发展得极不平衡，各类矛盾也非常凸显。

　　对上述观点做一点总结分析的话，可以说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国之路”的一个创新者，他一直力图突破苏联模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有很多成功之处，也有不少失败之处，但是失败多于成功。按照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的分析框架，就是他的信息相当不对称。特别是他的晚年时期，他很少到西部地区，到农民之中做调查研究。我专门研究了毛泽东从1966年1月到1976年7月的文稿，发现这十年多时间，他对群众的批语只有十几件，其中涉及到民生问题的只有一件，是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对福建省一名小学教师李庆霖回信，而后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就总体而言，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政治国情是误判的。

　　邓小平提出了创新“中国之路”，简单地说，主要是基于“猫论”。这个“猫论”就是邓小平1962年7月7日在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到了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时并不是白猫、黑猫。事实上，由于当时毛泽东批判了邓小平，说你还是“猫论”那一套，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后从来没有提过“猫论”，但“猫论”却成为改革开放的共识。

　　第二个就是“摸论”，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以为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事实上是陈云同志在1980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讲到的。邓小平同志也讲过，但是优先发明权是陈云同志。当然，邓小平、陈云都是“实事求是论”、“初级阶段论”，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是有继承、有创新，有成功，有失败，但成功多于失败。他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下降，关于中国国情知识的不完备性、不完全性也在下降，同样，他和陈云一起对决策机制做了比较大的改进，我们称为是集体理性决策。当然，他也有失败，这个失败就是他所说的两任总书记没有选好，先后出现了“八六风波”、“八九风波”。特别是后面的“八九风波”，直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的国际形象。幸运的是，“八九风波”很快被处理，使得中国再次进入到天下大治阶段。

　　因此，我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他能够果断处理“八九事件”，在关键时刻捍卫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做到了稳定压倒一切，使中国保证了大体二十年的天下大治，而且今后二十年还会继续下去，这是他的第二大贡献。

　　江泽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稳定了中国大局，继承了前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实行了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从制度上保证了中国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

　　上述三代发展战略，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相同点表现为发展战略的继承性，不同点表现为发展战略的创新性。每一发展战略也都是承上启下、相互衔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与全球化挑战的响应。当然，每一代发展战略都有历史的合理性、进步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缺陷性。

四、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也是对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不断探索、深化的历史成果。因此，只有20世纪50、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才有可能产生和创新科学发展观，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人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是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创新和集大成。对此，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党的十七报告中做了完整的论述。

　　1、如何理解“以人为本”

　　马克思的一段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他在构想未来社会的时候讲到：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当然，他希望是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理念我觉得是值得称道的，其中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在于投资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发展为人民，促进人类发展，增强人民各种发展能力，增加人民的发展机会。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需要对全体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观、发展战略因不同的发展挑战和社会矛盾变化而适应性地演变，从第二代发展观过渡到第三代发展观。

　　2、如何理解“发展”

　　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发展”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从增长到发展；第二，从人均GDP到人类发展指数；第三，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第四，从经济发展到全面发展；第五，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发展；第六，从发展到中国特色的发展。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早已经讨论过，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首次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来定量地描述人类发展的水平和进展。所谓HDI，不仅包括人均GDP指标，还包括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见表4）。

表4  世界不同HDI组指标划分（2003年）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根据HDI将它们分为四个等级组：第一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0.8≤HDI＜1.0），第二世界（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65≤HDI＜0.8），第三世界（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5≤HDI＜0.65），第四世界（低人类发展水平：HDI＜0.5）（见表5）。

表5  全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变迁（1982－2006）  

　　从中国的演变过程来看，人类发展指数的地区分布及人口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地区人口从1982年以第三世界、第四世界为主转变为2006年的以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为主（见表6）。

表6  不同HDI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982-2006）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类发展，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更有意义。到2020年中国各地区可能约有70%以上的人口进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人口的比重在30%左右。从国际可比较的意义上看，中国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


　　五、从“五年”计划（规划）看政府转型

　　我们以制定和评估《国家“十一五”规划》作为案例，来进一步讨论中国如何实现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第一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制定的一个尽可能科学的规划。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转变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纳入到全面可持续、协调、科学发展的轨道。因此，“十一五”规划过程中，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定量指标设计问题。

　　2005年，我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参与了整个规划设计制定的全过程。中国政府是如何转型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六个五年计划的定量指标构成情况进行分析。

表7  各五年计划不同类型定量指标比例（1981-2010，%）  

　　1981年制定“六五”计划时，经济指标占全部定量指标的60.7%，非经济指标（科技、教育、文化等指标）只有39.3%。每当一次中国改革前进一步，就直接反映在五年计划发生相应的变化，尽管是逐步的、渐变的，但是转变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九五”时期经济指标大幅度下降，从60.7%降到47%。这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有关系。“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九五”计划的任务很清楚，就是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设计五年指标，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指标大幅度减少。

　　为什么在“九五”期间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上升了呢？这是因为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讨论了“十二大关系”，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节能减排指标首次进入国家核心目标（“九五”计划）。同样地，为什么教育科技指标也上升了呢？因为1995年江泽民明确了“科教兴国”战略。所以说，从五年计划（规划）的指标构成变化就能看出中国政府职能如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而适应性地转变过程。

　　再看“十一五”规划，它的经济指标已经下降到21.4%，而公共服务指标已经提高到78.6%。所以说，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却发生了革命性的结果。从一个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逐渐向追求民生、追求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变。而且，“十一五”规划中有很大的创新，几乎主要的经济指标都是预期性指标，而资源、环境、教育指标都变成约束性指标。

　　“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创新是什么呢？其实，早在“十五”时期我们就提出建议，一定要界定政府干预的领域，但非常可惜，没有正式写进“十五”计划之中，等到“十一五”规划才首次写进去。该规划首次界定政府公共服务有十一个领域，公共预算优先有十七个领域（见表8）。 政府应该有一个对自己职责范围（包括支出领域）的重新界定和不断定位，只有定位了才能够支出。政府不是追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是政府的政绩，它是市场主体（如：企业、投资者、农户、消费者）行为机制的结果，而政府的政绩就是公共服务，改善13亿人民的民生问题才是中国政府的最大政绩。

　　2008年8月，受国家发改委政策规划司委托，我们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对国家“十一五”规划做了中期评估（2005-2007）。最近我们又根据2008年数据和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又作了2005-2008年的中期评估报告。报告的初步结论是“十一五”规划的22个指标中进展顺利的是16个，占76%，滞后的有4个，占18%，还有两个指标缺少数据，一个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另一个是森林覆盖率必须经过四年以后全国普查才能知道。

表8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2005-2008）  

　　总的来看，“十一五”规划实施三年以来，规划实施总体上进展顺利，各项规划任务按时有序推进，各项规划目标大部分如期落实。在22个目标中，到2010年底预计将实现18个，完成率达到82%。但是有3个预期性指标难以实现：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今后两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又是面临21世纪以来外部环境最险恶之年，是否能如期实现规划目标仍然是对中国的一次“大考”。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就是最大之危，按照科学发展模式就是最大之机。希望这次危机成为最大的一次机遇，迫使我们向科学发展的轨道前行。

六、2020中国与“中国之路”

　　中国现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创建一个国家，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国家；另一方面，构建一个社会，一个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

  　1、2020中国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称之为是全体人民不断地在开拓“中国之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个社会包含三个要素：

　　首先，它是一个现代因素不断吸收、扩散、传播和应用的过程，使整个社会不断现代性和现代化。
　　
　　其次，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发展、创新、扩散和分享的过程，使整个社会不断走向公平、正义和平等。

　　再次，它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历史渊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集体式创新，全民式创新，几代人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中国正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和道路前行。

　　2、“中国之路”的特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强调，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亦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增长，其发展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他强调，中国的发展经验是独一无二的。

　　我认为，中国发展之路的确十分独特，它有如下特点：

　　规模巨大。人类发展史上参加人数规模、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消费规模最大的发展之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巨变的成功与失败都会对世界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1870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美国人口只有4200万人；1950年二次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它的总人口只有8000多万人；而1978年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的总人口已经是9.6亿人。因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和人口群，在这么大的规模和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

　　发展与转变最迅速。各类变量相对中国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是变化最快的，相对同期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变化最快的，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发展的相同时期。她几乎把西方国家150-250年的历史巨变压缩和集中在50-100年的时间之内。例如：1870年-1913年的43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9%；1950年-1973年，整个日本经济增长率平均年增长率9.2%，曾被称为“日本奇迹”。而中国打破了日本的记录。实现了连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没有一个国家在我们之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历史。这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沿着或跟随西方国家传统的现代化之路“亦步亦趋”，势必是采取“蛙跳”式发展或者避免重蹈高代价式发展之路。但这本身也会给中国社会构成巨大的压力。

　　社会变迁范围最大，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场同时发生的社会革命。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过去的400-500年间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包括宗教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交通革命、能源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生物革命。而中国社会几乎同时经历这些社会革命，且以经济高速发展为基础和驱动的革命。

　　发展极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等突出现象。

　　影响作用最明显和深远的一次制度变革与社会变革实践。迄今为止，“中国之路”是一个最成功的经济转轨模式和一场渐进的革命，是影响作用最明显和深远的一次制度变革与社会变革实践，是一个渐进主义的方式，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是以推动中国现代化为己任的，以富民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改革开放为手段。中国的发展，几乎面对着世界上所有的发展问题，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单一的国家都大；而一旦发展了，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它既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对国际的未来发展产生广泛影响。中国的发展是独有的，中国的影响更是独有的。

　　综上所述，中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经济转轨模式，经济改革是一场渐进革命。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一是向他国学习；二是向历史学习；三是学习自己的教训，前人的失败成为后人成功之母；四是在学习中创新。

　　3、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

　　除了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以外，中国还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讲到“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十一五”规划中本届政府做出了政治承诺，即“以人为本”，“民生为（政）绩”。GDP增长不再是政府的主要政绩，而是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最大的政绩。

　　第二，明确清晰的国家目标。即五年规划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年度目标。

　　第三，不断提高的国家能力。包括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调节分配财政能力，国家实施（规划）能力，国家动员社会能力，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实质上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能力）。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利用好市场机制的优势和国内国际竞争的优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中国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动科学发展，办好民生大事。

　　世界上没有唯一的发展模式，只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世界上也没有最好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宜的发展模式，即最适宜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检验这一“中国之路”是否可持续，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志，更不取决于西方国家的主观评判，而是取决于中国的十几亿人民群众，是否成功取决于社会实践的检验。对此，我们愈来愈有信心了，愈来愈有创新了。

七、清华之梦：建设一流大学

　　最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着眼于、落脚于我们的“清华之梦”，就是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方面，我于2009年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分析了我们学校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差距，同时也说明了过去十年（指1995-2005年）迅速缩小，其中在技术创新方面已经赶上并有可能超过MIT（见表9）。这是服务于创新型国家，构成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之一，也是清华大学发展的战略定位。这就需要进行国际对标，确定我们的追赶对象。

表9  清华大学与MIT主要指标比较（1995和2005）  

　　清华大学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贡献，与此同时为中国改革开放培养了大量勇攀科学高峰的学术大师、共和国建设事业的兴业之士、党政军各级领导的治国人才，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国家栋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正处在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需要“黄金大学”，培养“黄金一代”的优秀人才。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仍然太少。中国总人口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4-5倍，从长远的战略来看，我们需要更多的名牌大学，让它们显示和发挥其越来越大的正外部性，使整个中国受益。清华大学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机遇，通过科学发展，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优势，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

结语：创新“中国之路”、实现“大国之梦”

　　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经历了“肯定—自我否定—再肯定—再创新”的过程。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是对毛泽东时代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经历了“成功（1949-1956年）—失败（1957-1977年）—再成功（1978-2001年）、再创新（21世纪之后）”的过程。

　　21世纪是个创新的时代，科学发展观本身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就是一种伟大的创新，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创新，关键是要成为一个实践创新。

　　中国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并存、竞争、此消彼长、相互借鉴。

　　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是十分难以理解的秘密，也是十分简单明了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以及后来领导人提出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因此，激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 不同的激励会产生不同的国家命运。错误的激励使富国变为穷国，从强大走向衰落；正确的激励使穷国变为富国，从贫弱走向强盛。这也是1840年以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结论。

　　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崛起方式太不平衡。不仅世界各国没有预想到、准备好，我们中国自己也没有。

　　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都不能允许中国发展失败。在这样的情势下，研究中国崛起就是研究中国如何成功崛起，如何避免失败，这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发展模式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也是一个不断被创新的新模式。迄今为止，我们对它的认识仅仅是刚刚开始，还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它，更需要认真思考和总结。

　　中国发展之路是一个不断探索之路、学习之路、创新之路，是一个没有完结、没有尽头之路。诚如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所做的批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