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镇化,需理顺“产”“城”“人”三者关系
——剖析创新型城镇化的典型案例
来源:科技日报 2013-03-28 王婷婷 杨靖
■ 对话专家
吴贵生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王济武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 对话背景
全国两会已落下帷幕,但关于城镇化的讨论还在热烈进行。据统计,今年两会上,有关城镇化的建议和提案达500多件。两会后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将有望逐渐出台。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回答提问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而目前,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化多是在原地扩大城市规模,摊大饼式的布局,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直接或间接造成交通拥挤、房价过高、污染加重等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产”“城”“人”的矛盾日益突出。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从科技的角度出发,求教于专家学者,问路于产业实践,希望能给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和探索。
“产”:推进城镇化要选对产业
科技日报: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13亿人口中已有约51%生活在城市,这个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不到20%,而预估到2025年这个数字有可能达到65%。中国的城镇化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曾经上百年的历程,我们的城镇化道路,有没有“经验”可循,有没有“捷径”可走?
吴贵生:城镇化是未来十年拉动经济最重要的力量。我认为城镇化最根本的基础是经济实力,是产业发展。
我们要在20年内达到70%的城镇化率,近十年间的发展将是比较迅猛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道路没有现成经验,世界上没有一个成功的城镇化经验中国可以照搬。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实现城镇化的道路可能是多元化的。
王济武:中国走过和即将要走的城镇化之路必将与众不同,所面临的瓶颈和机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突破和把握。
众所周知,18亿亩红线是保障我国14亿人口及后代福祉相传的生命线。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更不应该肆无忌惮地侵占农村耕地。应该通过科技创新集群化,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质量。
科技日报:“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创新驱动是否也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王济武:提起昆山大家都不陌生,昆山不仅有密集的出口加工区,现在那里有我国最先进的OLED生产线,同时还有世界级的小核酸产业基地,都是清华科技园引进的。
昆山从一个县城,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它的城镇化水平可以说在全国是领先的。而我们看到,昆山的城镇化路径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特别是昆山清华科技园带动了周边约10平方公里区域,它是科技型的、创新型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同时也是产值密集型的。在东部一些出口加工区,虽然GDP很高,但真正落入居民收入的很少,大部分利润被跨国集团收走了。而昆山聚集着一批优秀的本土创新型企业,它的利润在本地,税收也在本地,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自己享有的城镇化成果,而这个成果正是由科技创新带来的。
吴贵生:依靠科技创新,无疑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方向之一,尤其是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就更要突出科技创新的作用。
以科技创新推动城镇化,离不开的是产业升级。目前的传统产业可以概括为“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已经不能够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所以,没有产业升级,创新型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产业升级还需政府引导,这样才能使城镇化不走弯路。
“城”:城镇化要的不是“堵城”“睡城”
科技日报:“一边是高楼林立、人可罗雀,另一边是人满为患,环境恶化”,有人这样形容一些地方的城镇化,怎么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堵城”“睡城”问题?
吴贵生:传统的单一规划功能产业、科技园区容易造成产业“空城”、生活“睡城”、交通“潮汐化”,“宜居”与“宜业”矛盾突出,城市资源浪费的同时,更不利于科技创新,使人们产生“逆城镇化”的担忧。
因此,产城融合是高科技与城镇化结合的理想形态,绿色科技新城已成为城镇化的未来方向,同时也是未来科技园区发展的方向。一个理想的科技新城应该是以吸引高素质人群为本,集实体产业发展、创新集群导入、完整生活配套设施为一体的科技新城综合体。
王济武:启迪股份作为清华科技园的建设和运营者,经营科技园近20年。2011年我们开始在南京着力打造南京麒麟启迪科技城,在这里我们尝试了一种新的模式,称之为“三区合一”,三区即社区、园区、校区。
科技日报:科技城“三区合一”是不是意味着整合了工作生活多项功能?
王济武:是的。原来我们的科技园里边只有科技企业,但我们希望南京麒麟科技城能满足更多需求。比如我们希望为入园企业解决员工的居住问题。在这里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80、90后,他们购买能力有限,买房并不现实,所以专门设计了青年公寓,让他们能够付得起租金,轻松入住。另外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般对医疗的需求不大,但是他们普遍面临着子女入学问题,我们的周边10公里内有近30所高校50万大学生的科教资源,教育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希望做这样一种探索,在建设产业密集的城镇园区的同时,还要使其生活配套,既要解决人到这儿工作问题,还要照顾到他的生活,让我们的城镇更加宜居,避免出现“堵城”“睡城”“空城”。
吴贵生:“三区合一”或者说“产城融合”,这可以总结为一种模式,就是在建设过程中不是孤立地发展产业,而是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协同进行,它在解决了人口和城市两张皮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现有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要求问题。
“人”:给进城的农民寻一份营生
科技日报:城镇化不是简单把人填塞进钢筋丛林里,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受益者,农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有“产”有“城”了,人的问题怎么解决?
王济武:“产城融合”将会带来大量就业的机会,特别是能够满足两类人,即有专业技能的年轻农民工和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大学生的就业需求。进城的农民如果能够谋得一份营生,不必再背井离乡,能维持稳定的生活,他们的利益也就得到了保障。
园区建设的时候需要农民工,建成综合配套同样需要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例如水、暖、电设施得有人维护,餐饮娱乐行业需要人经营服务。这些就业机会可以为解决城镇化中“人”的问题提供一些途径。
吴贵生:城镇化的难点是市民化的问题,要真正做到融合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市民化不光是户口问题,不是简单放开户口,就能真正实现人与城市的融合。
如果按照麒麟科技园的模式,应该是能够比较快地实现“产”“城”“人”的融合,因为这里首先聚集的是科技型人员,科技人员率先吸纳了大学生,包括农村里边素质比较高的人员,也会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农民工当中有知识的阶层,他们的素质能率先得到提高,从而可以很快的缩短和城市之间的差距。
困惑:土地拍卖“卡了脖子”
科技日报:刚才所提到的“产城人融合”是否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运行机制,实际推进中会否遇到阻碍?
王济武:在现有土地政策条件下,我们的这种模式是不容易实现的。以启迪控股为例,公司净资产只有几十个亿,跟一线的开发商比不了。但我们做一个园区的拿地规模,和万科、中海是差不多的,而且都要通过土地拍卖来获得开发权,这对我们就是一个资金上的制约。
我们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许多地方是愿意我们在当地进行科技园建设的,但是现行的土地拍卖制度对我们又是一个制约。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有没有解决之道,例如清华科技园做一次尝试,直接和农村集体组织或者村委会合作,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做大规模的园区建设,把城镇化的利益更多的让给农民。同时解决园区入驻成本过高问题,使中小企业有能力入驻;也同时解决青年农民工及青年学生就业,将“城中村”引导建设成“村中科技园”或“城中科技村”。
吴贵生:推进新型城镇化,必然要触及一系列重大改革课题。比如征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等。我们需要制度创新,问题发现得越早、暴露的越早越有利。
王济武:对于这种制度创新,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玉泉慧谷是清华科技园在北京的第一个分园,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城中科技村”或“村中科技园”,被称为北京市村镇产业结构升级的典范。这个园区由海淀区四季青镇负责建设,清华科技园提供管理运营服务。
如果这个模式行得通,征地后农民变成业主和园区的股东,解决了收益问题;清华科技园作为运营部门,由于不经过土地拍卖,前期建设资金也大大节约,可谓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