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引介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保持活力的重要力量。从佛经的翻译，到明末清初以来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再到清末以来大规模全方位有组织的译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每一次中华文明的重大赓续，翻译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新概念、新判断的形成，新理念、新理论的产生，再到话语体系的更新丰富，到处都能看到翻译的影响。

在近代社会科学引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梁启超先生曾经说，“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就学问而言，“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翻译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政治学同样不例外。

翻译工作几乎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演进的百年历程始终，伴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命运而浮沉与共。许多知名的政治学者，同时也是活跃的翻译家，翻译国外著作的过程，也是他们形成自己学术创见，增强学术自觉的过程。在中外对比和中西融通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从近代产生之后，就肩负起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在当下，更为自觉，更为主动，也更为艰巨。

自上世纪末关于当代中国学术规范化、自主性的大讨论开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史意识日益强烈，对近代知识转型和学科传统的研究热情也逐渐高涨。学术界不仅对奠基时期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高度认同，也更加重视这一时期对现代学科体系的开创性意义。然而，什么才算是本学科历史和学术传统，却存在诸多争议之处。因此，现代社会科学奠基时期的译介历史及成果，就理应成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设、探索知识系统现代转型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学术传统自我创新的必备工作。

近代国外政治学著作译介对于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和研究近代政治学奠基阶段的译介成果是理解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发展路径形成的重要途径。搜集、整理是回顾和研究无法绕开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系统搜集、整理好近代政治学译介的基础文献，才能真正厘清近代中国翻译和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情况，才能准确把握中国政治学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对西方政治学的吸收、借鉴乃至重构的行动策略，才能清晰揭示近代中国政治学乃至近代中国政治的转型历程和曲折发展，并由此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

为接续学术传统，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界不仅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还搜集、整理了一批经典著作，编纂结集或影印出版。总体来看，这些丛书在发掘整理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学著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不过都没有以政治学作为编选重点，尤其未着意从学科或专业角度加以细致分类和筛选，不仅翻阅查询多有不便，而且资料价值良莠不齐。

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师生们尽可能全面搜集中国政治学奠基时期的相关政治学译介著作文献，从中选取了42本，按主题分门别类，汇编成册，按照历史原貌影印出版，力争从译介的角度、以原汁原味的方式，全面呈现政治学这门独立学科在近代的形成和发展。

重视翻译文献对于中国政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仅有翻译或移植就足以建立起中国现代政治学。以西方理论来裁剪分割现实，无视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值得中国学术界加以深刻反思。当然，简单拒斥西方政治学传统，与盲目移植套用西方概念或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都是无视传统的危险做法。只有认真对待不同源流的学术传统，重视本土资源与西学东渐的互动融合，才有可能走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创新之路。以历史的眼光梳理政治学自身的学科传统，才有可能巩固学术根基，助力中国政治学在返本开新、文明互鉴中独立从容地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