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极具关键性与显示度的实践，这一实践不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对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也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性工程，追求的是全面性发展。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人，经济是人的躯干，政治是人的大脑，文化是人的灵魂。一个具有独立、丰富、有趣灵魂的人是有魅力的；同样，一个具有独立、丰富、有趣文化的国家是有魅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式”现代化，也不是中国式“复古潮”，而是把握时代大趋势，为中国开盛世，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与文明魅力，成为国际传播的内在基因。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要让中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不仅要“做好”中国式现代化，还要“说好”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要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健躯体，还要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趣灵魂，事实上，“做好”与“说好”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是一项战略任务，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也关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实践探索，笔者在近两年前往欧洲、非洲、拉美、中东与中国各地特别是乡村做了一些调研，从全球到乡村的调研中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思考。
在传播主体上，关注全球南方传播力量
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性崛起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特征，这使得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的专属福利，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最活跃的时代背景和支撑环境。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组织，坚持崭新的发展理念与国际关系原则，紧密合作而不结盟，共同发展而不排外，为当代全球化进程注入了积极的、稳定的正能量。
从经济合作上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有效的成果；从国际传播上看，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全球南方传播的巨大潜力还没有被充分释放。究其原因，以往的中国国际传播更多地关注西方国家、白人精英，既注重获得白人精英的认同，也认为西方媒体才更具有国际传播力，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受众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力量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情况是，全球南方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愈加重要的力量组成，“‘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超过40%，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觉醒的新力量”。[1]作为“觉醒的新力量”，全球南方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经济力量上，不再弱小，敢于竞争；也体现在传播力量上，不再沉默，敢于发声。从当代全球传播秩序来看，尽管以美英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依然占据强势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大量全球南方国家开展自主传播、发出自主声音的意识与能力都大幅度提升，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原则与文化立场。事实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来说，西方国家传播力量往往有着许多本能的怀疑态度，而全球南方传播力量有着天然的接近性和开放性，发动这些力量共同传播，可以在国际传播生态中形成有效的合力。2024年7月，笔者在津巴布韦参与组织了哈拉雷非洲论坛，论坛以乡村振兴与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邀请了中国学者和来自浙江乡村的农民企业家进行演讲，介绍中国发展经验，在现场获得了极强的反响，不论是现场热烈的互动气氛还是之后当地媒体的报道，都给予了非常正面的反馈。特别是与会的津巴布韦部长在会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鲜明地提出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经验推动津巴布韦乡村发展，并成为媒体报道的主标题。[2]这些积极的新闻反馈成为在非洲乃至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正面声音。事实上，近年来笔者率学生在智利、阿根廷、沙特等地访问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当地学者、媒体人在与笔者一行座谈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做法极其感兴趣，询问得非常仔细，并且会请求推荐相关图书或文章，而且在活动之后的报道中，普遍会给予积极而充分的展示，甚至在笔者回中国后也愿意保持联系。还有一些记者进一步通过实地访问中国获得更多体验与认识，制作成专题节目进行传播。这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成就越是显著，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需求就越是强烈。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中，关注全球南方国家传播力量，存在三个有利因素：其一，这些国家对实现本国发展有着强烈愿望，对中国在四十多年内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成就有着客观认同，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保持极大的兴趣感与开放度；其二，这些国家以第三方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行评价，无疑会增强报道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带来更强的国际传播公信力；其三，这些国家的媒体特别是国际报道许多是以英文进行报道，这会在数量上丰富全球英文报道生态中关于中国的正面内容，对冲带有偏见甚至歪曲的报道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在加大关注全球南方传播力量的同时，不能削弱对西方国家的传播，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知识分子、青年人等的传播。尽管西方政客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带有偏见，但普通民众通过自己亲身所感与亲眼所见，会带来对中国式现代化客观真实的认识。笔者指导的澳大利亚研究生就主动到雄安新区进行实地采访并做成视频报道，回国后也积极参与与中国有关的活动。当前，中国对许多国家公民的过境免签政策发挥了显著作用，吸引了大量游客包括西方游客来中国、看中国、传播中国。据统计，2024年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4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7%。[3]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来到中国访问的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看到了“活力的中国”“美丽的中国”“友善的中国”后自发地广泛传播“真实的中国”，也可称为“另一种全球南方传播力量”——身在西方而关注南方发展的积极力量。
在传播理念上，建构21世纪新人文主义
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仅仅是为了说明“中国如何好”，而更是要说明“中国好带来世界好”。后者相较前者，具有更开阔的世界眼光与全人类意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民为本和天下为公，为此，在传播理念上，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基于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精神，传播全人类意识，传播中华人文精神，传播文化多样性，建构21世纪新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度复兴，表现了走出中世纪欧洲的“人的意识”对神权的反抗，这一思潮不仅带来了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人文主义伴随了西方力量从大航海时代崛起至今的五个世纪，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与思想观念，不论是公元前的苏格拉底、西塞罗，还是十五十六世纪的伊拉斯谟、蒙田，奠定了今天西方乃至全人类许多共同的政治哲学与文化价值。人文主义在西方知识界具有普遍的共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专门为蒙田写作了传记，并认为，“在伊拉斯谟领导下的人文主义展望着一种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文化”。遗憾的是，面对世界纷争的现状充满失落。[4]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既有科技革命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人文主义式微，但面临新的人类共同挑战，这一思想观念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在返本开新中可以绽放出旺盛生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人类的技术能力愈发先进、物质水平愈发提升的同时，各种全球性挑战、国家间冲突依然让人类面临巨大挑战，贫困问题依然无法彻底根除，和平世界依然无法完全实现，国家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对抗此起彼伏，人类的确通过科技与工业增加了各自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没有全部用在合作发展上，而是用在彼此竞争乃至杀戮上。价值观的分化让“全球化”的世界愈发成为“半球化”的世界、“碎球化”的世界，让机器更像人且人更像机器。在这种时代问题下，需要重新反思当代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构建，而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的成功实践与先进理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时，要把这种关于人类新文明的先进理念——新人文主义，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表达出来。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的哲学基础，也是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不同的理论基点。人类新文明既承认少数国家先富裕，更追求所有国家共同富裕；既要有彼此竞争，更追求合作发展；既提升智能化，更追求人文化。没有人文精神的发展只是冷冰冰的物质而不是暖洋洋的社会，没有人文内核的智能只是机器智能、资本智能而不是人类智能，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反映并引领了鲜明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新人文主义既反对神权也反对霸权，既追求物质富足也追求精神富有，既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新人文主义具有理性、和平、包容的精神，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以合作为方法、以自由为追求。新人文主义是滋养人类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推动建设世界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把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充分展示出来，将会极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与世界影响。新人文主义既来自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也来自中华人文精神传统；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也具有广泛的世界基础。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来说，新人文主义既体现了扎根传统的文化主体性，又体现了面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中，在深层次上传播新人文主义的理念与精神，这是可以被世界所认可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在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传递中华文明关于人类共同发展的追求，无疑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在传播内容上，打造普通民众的叙事体系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优秀的传播内容应该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会打动人心，被广泛传播；二是不会被曲解误解，传播效果正向且稳定。当然，这样的传播内容是理想状态的存在，能够符合这两点要求的国际传播内容并不多，在国际传播领域传而不通、传而不广、传而不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近年来，在国内有两个比较成功的国际传播典型案例是值得分析的。一个案例是2021年云南大象自发迁徙，当地民众发现后协助引导，表现出了对动物的真诚关爱之情，事件出来后成为社交媒体平台热点新闻，也成为国际传播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朴实、中国基层政府干部的付出都获得了极高的好评，包括美英主流媒体在内的各大西方媒体都给予了正面的报道，中国民众的友善、幽默以及生态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一个案例是2023年开始“出圈”的贵州榕江“村超”足球比赛，当地民众以村为单位打比赛，热火朝天，既有竞技体育，又有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展示，这一县域民间事件很快成为媒体热点，前往报道的国际媒体包括西方媒体都给予了正面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热情好客、中国民间的体育精神都获得了一致的肯定。如果说大象迁徙还是偶发性事件，贵州“村超”则具有更大的典型性和研究价值，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持续在媒体升温，成为中国乡村现象级赛事，被媒体评价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生动诠释”。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网等主流媒体刊播稿件数百条，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汪文斌发文点赞，称“这是伟大的比赛”，许多国外媒体多次跟进正面报道，村超相关内容综合浏览量数百亿次，全网单日最多1亿人次观看直播，数十次冲上了抖音、快手、知乎全国热榜。2024年5月，在贵州“村超”引发关注一周年之际，笔者深入榕江当地调研，探寻其中的经验与规律。调研发现，打造基于普通民众自发实践的叙事体系，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提升效能的重要理论启示。贵州“村超”的火爆，不是一蹴而就的，看似偶然现象，实则“此中有深意，欲辨须深研”，可以说，这一新鲜的实践为榕江探索出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也为中国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共同经验。贵州“村超”的基本逻辑是“挖掘老文脉、打造新文脉、形成新人脉、增强新动能”。老文脉在历史中，“村超”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基于榕江人80多年的足球传统，基于榕江民间自发“村超”数十年历史，这种对足球的热爱就是榕江的老文脉；新文脉在群众中，通过对足球热爱这一老文脉的深入挖掘，县委、县政府有组织地引导乡镇、村寨、社区广泛参与到现代足球文化中，推动足球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新人脉在青年中，当代文化与经济的生力军是年轻人，通过吸引和培养青年人才参与“村超”，参与“村超”衍生出来的经济社会活动，汇聚区域内外的青年智慧，形成县域发展的生生不息的人才资源；新动能在市场中，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村超”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化“自媒体”的作用，培育围绕“村超”的新的市场主体，形成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通过因势利导和顶层设计，在“村超”中焕发了社会“乐子”，打出了文化“牌子”，探出了发展“路子”。这种基本经验有其普遍性的规律，成为具有极强人格化、传播力的中国故事。中华文化植根在乡村中，中国式现代化的难点焦点在乡村，因而乡村在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中具有文化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战略高地，中国声音、中国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借助中国乡村走向世界。在中国乡村振兴的实践进程中，积极推动“走出去”，通过有意识的国际传播，增强中国乡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进一步实现“走进去”，利用非官方、非刻板的传播方式，让中国乡村故事深入国际舆论场。同时，借助乡村打造中外人文交流平台，更具中国特色与民间气质，成为与大城市不同的传播载体，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群特别是青年人提供文化交流的舞台，挖掘世界共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 构建基于普通民众的中国叙事体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深挖中华文脉，聚焦人民生活，展现人文精神。通过普通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与道路。通过普通民众的自我叙事，展现中国的美丽风光、丰富文化和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国际人士认知、关注和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来，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在传播行为上，鼓励效能驱动的实践探索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完成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来说，仅仅给予大额的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上。为此，要建立效能驱动的实践探索体系，推动国际传播体系的深化改革。
原则之一：科学行为，增强专业性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信息过载与自主选择，在全球化与技术化的双重驱动下，国际传播更是有其特殊的内在传播规律。外宣不同于内宣，这是一条基本原理。换言之，国际传播效果的形成不同于国内传播效果的形成。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大量的外宣行为是以内宣思维在驱动的，这是极其低效的，也是会产生反效果的。对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来说，无所作为不行，盲目作为也不行，而是要坚持科学作为的原则。具体来说，要关注当代世界传播体系和媒介生态的基本特征，关注不同国家民众接受信息的行为差异。前者是宏观的传播环境，后者是微观的传播对象，对宏观与微观的基本情况有了把握，再进行传播投入，才能切实提高传播效能。文化多样性的意识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效能需要具备的基本意识。尽管当代世界文化的显著力量是以美英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不代表世界文化整体，而且，西方文化内部也是多样性的存在。笔者在与一位法国汉学家交谈时，他提到了多次访问中国期间遇到的同一个问题，即每次去中国参加活动，主办方都让他写英文名字，他回答说没有英文名字，只有法文名字！这看似一个小问题，却反映了一个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大误区，即认为外国人都要懂英文。笔者带学生在比利时、卢森堡访问时，发现大街上许多标识牌用的都是法语或德语而没有英语，刚开始同学们还不习惯，慢慢大家就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使用英语。因此，从当前的国际传播来看，一个迫切的需要是加强非英语国际传播内容的建设，明确“西方不等于世界、英语不等于西方”的基本认识。要以文化多样性来丰富国际传播内容，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有效到达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受众。更重要的是，树立文化多样性的意识，正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展的鲜活体现。
原则之二：市场行为，增强创新性
在传统的新闻信息国际传播行为中，免费信息、无偿使用是普遍的，而在数字化条件下的新闻信息国际传播中，大量优质内容的付费获得成为越来越多的选择。建立新闻付费墙成为许多国际媒体通行的做法。对中国新闻媒体来说，能否通过提高新闻质量来提升国际新闻付费能力，成为能力建设的一个着力点。在国际传播中，日常的新闻信息可以是免费的，但各种非新闻类信息、文化类内容完全可以坚持精品创作与市场机制，通过付费获得。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国际传播格局深刻调整，利用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的大发展，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市场价值，成为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创新实践，有利于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构筑国际话语新优势。当代中国的数字化社会建设在全球是领先的，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也体现在中国的数字内容建设非常繁荣，尤其是以网络文学、网络短视频、网络短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网络内容生产与传播体系日益活跃，网络内容精品不断出现，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受众。笔者在对国内一些网络公司、游戏公司的调研中发现，许多年轻的内容生产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有着天然的自豪感，在进行网络内容生产时能够自觉地将中华传统民俗、戏曲、非遗融入当代中国发展场景中，通过这些网络内容的国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都形成了广泛的世界影响。通过数字化赋能与信息化转型，通过培养具有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优秀文化人才，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市场竞争力得到大的提升。从传播效果上看，对广大国际受众来说，买来的内容更珍惜；对传播者来说，卖出的内容更有效。探索基于市场行为的创新实践，对于提升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效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换言之，要最大程度地把自己的传播内容“卖出去”而不是“送出去”，成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新目标。
原则之三：全民行为，增强社会性
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以传播国家形象为核心任务，但实施这一国际传播任务并不是国家机构的专属行为，如果仅仅把国际传播行为限定在政府上，只会窄化国际传播主体，而且会极大地削弱国际传播效能。当代社会传播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个人化，换言之，个人化媒体传播发达，自主性选择信息普遍，加之网络社群的形成，官方机构的传播往往不如非官方机构或个人的传播带来的影响力更大。为此，要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动员企业、高校、媒体、旅游、体育、乡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到国际传播大矩阵中，形成全民共同开展国际传播的良好局面。笔者在贵州“村超”调研时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当地村民谈到足球时发自内心的热情极富感染力，这在国际传播中无疑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同样，笔者在非洲的调研也表明，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来自当地中资企业的行为和效果；为此，对于在海外的中国企业来说，不能仅仅是经济主体、追求经济利益，还要成为传播主体、树立国家形象，而且企业的国际传播做得好，更直接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要让企业、大学、乡村等都参与到国际传播中，需要观念引导，也需要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保障。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来说，这更应成为履行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成为国资系统考核的新要求。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来说，要积极发挥国际传播与国际人文交流的作用，通过教育国际合作，培养知华青年、友华青年，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成就。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与意识形态对抗论，应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民的共同意识与行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要求。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我们现在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需要的就是“更有效力”，换言之，不能仅仅是提高重视程度、增加资金投入，不能把国际传播问题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而是要切实深入到国际传播一线，沉浸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中，关注当代国际传播出现的新变化，找寻国际传播的新途径，并基于此重构国际传播格局，改革国际传播机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已经为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丰富内容，现在最需要的是用新的战略观念与新的传播实践把这些条件和内容转化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舆论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在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6]作为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创造性答案，将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摆在战略位置，不论对于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实现，还是对于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曾经为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日益成功且广泛传播开来，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