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是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的教育学走向世界的必要途径，是新时代中国教育科研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涵与思路之一，就是要让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的科学判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它为加快构建中国的教育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是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的教育学走向世界的必要途径，是新时代中国教育科研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内涵与思路之一，就是要让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
语言文字是知识自主的基础
文字和语言历来都是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重要领域和先导，也是知识自主的基础和前提。欧洲各国学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便纷纷以本国方言取代拉丁文，以振兴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首先选择的改革目标也是中文的文字系统，力求用日常用语来取代传统的文言文。德国思想家、文学家歌德在《歌德全集》里面曾经说过，德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德国话。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弘扬德国语言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德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认可。而且，这种语言的民族性甚至帮助德国在20世纪初执掌了世界思想领域的权杖。
冯友兰先生曾经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件清华当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
美国著名学者爱默生1837年在哈佛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所作的关于“美国学者”的著名演讲，其目的就是要鼓励和宣传美国文学的独立。他力劝同胞用自己的风格写作，避开他们熟悉的欧洲那一套。
语言文字是教育自信的标志
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就是在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时，始终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就是在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时，必须充分反映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原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相结合，由此充分反映中国的教育学的基本特点。这种教育学的“中国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表达方式和交流工具，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教育的存在方式和实践形态，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它可以使人们感到自尊和骄傲，形成高度的历史和民族自觉性。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说话方式，实际上就是它的认知方式和教育方式。因此，让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就是在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时，坚持中华民族的教育自信，真正体现中国教育的独特价值。中国近代教育学家余家菊就曾经认为，今后欲使本国的教育真正为民族性的教育，首先就当致力于自尊心之复活运动，使本国人最少也承认西方之民族及其文化不是全善的。有一部分不好，有一部分不必学，同时也知道本国本民族与本国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恶的，有一部分还不错，有一部分最少也值得保存。必至此时，中国的教育才是“中国的教育”。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学中的“中国话”，早已蕴含在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中，并且成为中国教育的一种潜意识。殊不知，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中的“学生”概念正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例子。作为与英语语系中教育学基本概念“student”和“pupil”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中国的“学生”概念恰恰反映了中国的教育学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格。中国台湾儒家学者爱新觉罗·毓鋆认为，“中国之学尊生，易经谈‘生生之道’，论语讲人生哲学，学生学的是人生，学如何抚慰苍生，造就苍生，学为苍生谋”。质言之，中国的教育学追求的是尊重人生和生命。它不仅是个体的人生，而且是共同的人生；不仅是享受人生，而且是造就人生。中国历史上关于学生的各种称谓，如太学生、监生、贡生、廪生等，都包含一个“生”字，表达的就是这种内涵和意境。也正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与“学”有这样的境界和含义，《论语》开篇就是孔子的语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正是中国的教育学的内在特点，也是中国的教育学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生观和德育的内在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理解了“学生”这个概念的文化内涵，也就初步了解了中国的教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
文法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
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就是要加强建设中国的教育学的话语体系，让中国的教育学真正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自身的思想，引领和培养有责任感的中国人，有效地促进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这种“中国话”能够充分体现和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风格和存在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中国教育的历史传统和风格，展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是中国的教育学的表达方式，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在教育学中最具民族性的表现方式。这种中国话的表达方式大体上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语词的特点。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谈到用西文翻译中国古籍时，曾经以中国子思的“诚”和叔本华的“意志”为例说明它们的同异，并且明确表示，“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岂独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复如此。幸而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莫，无论说天说人时，皆可用此语，故不觉其不贯串耳。若译之为他国语，则他国语之与此语相当者，其意义不必若是之广；即令其意义等于此语，然其所得应用之处不必尽同。故不贯串不统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
其次是文法的差异。陈寅恪当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从教时，曾经接受刘文典的委托，代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题目。为此，他校阅了历年来的试卷，非常有感触地说，“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他认为，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对于不同语系的中国语文是不合适的。因为，“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属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创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显然，这种中国语言及其文法的建设，恰恰是中国的教育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只有这种体现中国文法的话语体系，才能够真正反映和表达中国的教育学的真正价值，促进教育学的现代化。
语言文字是国际交流的途径
中国的教育学所讲的“中国话”，应该是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是能够促进中国的教育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教育体系进行广泛交流和合作的话语系统，是有助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产品。中国的教育学的“中国话”，当然要体现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还应该以自身历史和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内涵。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教育学的“中国话”与世界其他国家教育学的话语是有差别的，包括对若干基本概念和语词内涵的理解差异。同一个概念或语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常常有各自的理解，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对待这些差别的态度和思路，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教育学走向世界的趋向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教育学的认识。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并不是要搞意识形态对抗，也绝不是刻意地强化教育的差异。中国的教育学并不是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立和冲突来认识自己，而是通过与其他文化体系中的教育学理论的交流来认识自己。所以，中国的教育学正是通过自身的话语特点，进一步展示世界文明和教育的多样性，坚持教育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教育的交流助力超越文明隔阂，以教育的互鉴助力超越文明冲突，以教育的包容助力超越文明优越。
由此可见，中国的教育学所讲的“中国话”不仅不会影响我们的国际交流合作，而且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教育学理论文化的融合。为此，在国际教育的交流中，在介绍和展示中国教育的成就时，切不可妄自菲薄，以为只有用西方教育学的某些术语和概念去包装自己，中国的教育学才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其实，这样的做法只能是适得其反或南辕北辙。它不仅不能增进国际同行对中国的教育学的认同和信任，反而导致他人瞧不起中国的教育学，甚至是误解中国的教育学。
实际上，话语的形式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议题的同一性和结果的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中国的教育学讲的“中国话”，是一种全球性的地方“语言”，它并没有脱离全人类教育的共同议题，它要面对的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挑战，它是对全人类教育规律的新阐释。它能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教育实践，进一步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拓展全球教育思想的内涵，为世界教育的改革开放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发展提供迈向现代化的新选项。
让中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可以轻轻松松地实现的。正如陈寅恪在谈到中国的文法建设时所说的那样，“此事言之甚易，行之则难……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其实，中国教育学的“中国话”又岂止是一种单纯的文法建设？它涉及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认识，关系到中国教育工作者思想观念的守正创新。因此，要让中国的教育学讲好“中国话”，不能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重大任务。它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战略取向和基本方法，也是中国的教育学研究质量水平的基本标志。（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教科院中国教育学建设项目咨询专家）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