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缮中心 刘沫

第一古树

清华大学历史悠久，校园是在相毗邻的两处清代皇家园林（清华园、近春园）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校园内古树众多，2017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古树鉴定年份并进行古树认定，共认定古树237株，其中一级古树（树龄大于300年）14株、二级古树（100年至300年之间）223株。这些古树大多由清代内务府栽种，位于清代清华园的区域内，但最为年长的一株却位于清华园以东，矗立于万泉河东岸的高坡上，俯视着河西的清华园。

“至尊长者”国槐（拍摄：李尚远）

清华大学校园内树龄最长的这株古树，是一株约382年的国槐，被人称为“至尊长者”。树高18米，树势高大伟岸、粗壮；树冠完整、均衡，冠幅达15米；胸径1.27米，需三人才能合抱；分枝浑厚，挺拔，立于三教和六教两座现代化建筑间，更显得苍劲端庄，极具承载力。清华的古树，绝大多数都是清代栽种，唯有这棵国槐，长于明代崇祯年间。

古树幼年

海淀地区在金代以前是一片沼泽湿地，从金世宗完颜雍开凿金水河（现在的长河）引昆明湖水入城开始，海淀的水位渐渐降低，很多地面开始露出。海淀镇在元代开始出现在文献中。

康熙帝早期的城外行宫在北京城南的南苑，但从康熙十四年（1675）开始到西郊活动。二十六年（1687），从康熙帝在明代武安侯李伟的清华园的基础上修建畅春园，作为他常年驻跸并且“避喧听证”的离宫开始，清代的皇帝在海淀听政的时间慢慢超过了紫禁城，成为皇帝的主要居住场所。为了便于群臣和皇亲国戚们觐见皇帝，在皇帝御园的周围，还建有众多赐园、私园，另外还有大批驻军保护皇帝和御园的安全。这些促使海淀的商业迅速发展，成长为京西第一大镇。与之同步的，是海淀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在明末清初，古槐这里还是人烟稀少之地。

明代文献中，清华大学附近有记载的村落只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古槐西北约二里的水磨村，一个是古槐东南约六里的鹰房村。到了清代，鹰房村已经不在，仅余地名；水磨村的北半部被乾隆皇帝征用修建长春园，南部则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以“水磨社区”之名存在。

随着人口的增加，海淀地区陆续修建了许多寺院和庙宇，既有敕建的皇家寺院，也有民间募资修建的小庙。到了清代道光初年，在古槐的东侧已经发展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村落，名叫西柳村。在古槐约190岁的时候，人们决定在此地建一所庙宇。

1830年前后，西柳村的西头新建了一座小庙，有佛殿三间、配殿六间，古槐被圈入庙中，位于佛殿之前。古槐以南种植了两株银杏，在大殿的北侧种植了两株桧柏。

西柳村永安观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43岁的太监道士刘守智在西柳村古庙的基础上营建永安观。

永安观旧址（拍摄：李尚远）

清末同治以降，清宫太监入道成为一种风潮，人数众多。除了太监们对全真教的身心认同、最高统治者的默许和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太监对养老及身后事的担心。

刘守智，京都顺天府大兴县人，清宫太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六品北海总管。刘守智戒名至智，字秋樵，为全真随山派传人，曾担任北京白云观第二十一代监院，兴建永安观后，刘守智成为该观的开山主持。1910年秋，62岁的刘守智为永安观立下了十条戒律，同时将永安观送给白云观永远管理，他本人则让出住持之位，并立碑为证。从戒律中，不难看出刘守智对永安观的拳拳之心，以及他作为太监道士对宗祠香火特有的执念。

北京白云观藏监院刘守智画像

（图片来自《水陆神全：北京白云观藏历代道教水陆画》）

永安观有前殿关圣帝君殿三楹、中殿娘娘殿三楹、后有佛殿五楹，佛殿两侧各有顺山房一间用作祠堂，东西前后配房十八间，钟、鼓楼各一座，旗杆两座，是个三进的庭院式道教建筑。永安观有附属土地十六顷二十五亩五分二厘，观内收入为历年收租。永安观殿前曾经有一座碑，正面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刻《永安观宗祠记》，歌颂刘守智修观立祠的功德，背面刻有清宣统二年（1910年）刘守智会同白云观住持、永安观监修和西柳村各位首事人共同签署的一份合同，记有永安观庙产、永安观戒律和向白云观移交管理权等事项。碑现已不存，但碑文被收录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

正面（左）阴面（右）

永安观碑文拓片（来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194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永龄在毕业论文中描述：“永安观的前殿是关帝殿，供有关帝、周仓、关平、韦陀，两旁立着的是天官和土地；中殿是娘娘殿，供奉天仙、子孙和眼光三位娘娘，眼光娘娘手里抱着一对眼睛，子孙娘娘手抱一个婴儿。后殿是大佛殿，上面供着释迦牟尼佛、文殊和普贤两菩萨，及吕祖、长春真君，两旁还供奉着当家道士的若干牌位。最值得注意的是，里面还有一个神龛，供奉着‘四大门’的神位。在佛殿中供奉‘四大门’神位，而没有另立空间分别祭祀，可以说是此殿的一个特色，可是这种安排却与普通乡民家中对神位的安排方法是相当一致的。”

所谓“四大门”，是对四种灵异动物即狐狸（“胡门”）、黄鼠狼（“黄门”）、刺猬（“白门”）和蛇（“常门”）的总称，在华北地区传播广泛，是萨满派的技流，在满族中尤为兴盛。西柳村在民国时期有位著名的四大门的跳神女巫，典籍中叫“赞祀女官”，俗称萨满太太，汉人叫“香头”或者“瞧香的”，她被称为“王香头”或者“王奶奶”，颇有神通，名气很大。

可以看出，永安观虽说是个全真派的道观，但佛、道、俗的神位都有，十分灵活。

永安观以北有隶属于永安观的塔院一所，有围墙保护，植树建塔，以便使羽化的道友归真于此。2019年，清华大学在建设新土木馆大楼时发现古代墓葬95座明清墓葬，有一部分就是属于永安观塔院的，更有一座应该是刘守智本人的。

永安观与清华

1954年以前，西柳村和永安观位于清华大学东侧，与清华大学之间隔着万泉河和京绥铁路彼此毗邻。

清末以后，中国近代学生群体逐渐认识到教育在改造社会、开启民智中的重要性，开始通过开展社会服务方式表达其政治诉求。1911年清华建校以来，学生们受到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情况下，以清华园为中心，在校园内外开展了一场长时段、多项目，以平民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社会服务。其中就包括针对农村失学儿童开办的露天学校。

五四运动以后，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清华学生对于社会服务更为积极用心。1919年底，清华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服务部在永安观内开办清华附近的第二所露天学校，给西柳村的失学儿童免费上课。教授科目有国文、习字、算学、常识、唱歌及游戏。授课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日的下午4点至6点。1920年，西柳村露天学校共有学生36人，男生25人，女生11人；有教职员8人，分别是张增德（清华学校1921届）、沈铭书（清华学校1922届）、胡祎同（清华学校1922届）、雷海宗（清华学校1922届）、黄家骅（清华学校1924届）、吴去非（清华学校1923届）、郑高标（清华学校1923届）、刘光汉。

除了将殿前空地和配殿房间用于公益活动，永安观还有偿租赁观内的房舍。

1922-1923年间，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先生受聘在北京大学讲课期间，一同租住在永安观。由于毗邻清华大学，永安观偶尔还能接到承办会议的生意，例如在1928年，中国农村合作信用社租借永安观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讲习会。

1934年，作家马加在左联成员、清华学生李秉忱的邀请下来清华居住，给《清华周刊》撰稿，后来租住在永安观佛殿东侧的祠堂，期间写下了著名小说《寒夜火种》，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当时与他同屋居住的还有在清华大学做工的一位油漆匠。

古树新生

1954年，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将当时京绥铁路以东的一片土地划归清华大学建设新校区，永安观和西柳村就在其中。这时的永安观已经荒废，墙倒屋塌，周围一片荒凉，只见杂乱的树木和荒草。

划归清华大学以后，永安观因为庙宇较大、墙为白色，当时校内员工不知其名，称其为“大庙”或者“白庙”。1978-1991年，永安观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仅余东配殿9间和原永安观厨房4间给学校园林环卫部门使用，2002年修建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时，被彻底拆除。

永安观位置示意图

时至今日，虽然永安观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永安观内的5棵古树作为保护对象，一直生长良好。这5棵古树分别是两株桧柏（距今约200年）、国槐（距今约382年）和位于最南端两株银杏（距今约200年）。

（拍摄：李尚远）

清华大学历来重视校园的建设和维护，早在1932年就成立清华校景设计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清华大学在北京复校，在1947年复设的清华校景委员会，更是由校长梅贻琦亲自担任主席，梁思成、汤佩松、李继侗、韩德章等建筑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担任委员。现在，清华大学的园林绿地养护管理由修缮校园管理中心的园林环卫科承担。

古槐作为一级古木，受到了格外精心、专业的古树养护。除了外表可见的修建围栏、用填充法修补树洞和用钢管支撑加固以外，园林工人还会定期进行修剪枝条、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古树保护工作，有效地延缓了古树的衰老，使其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拍摄：李尚远）

这株清华第一古树，见证了明朝的灭亡，清政府的建立、兴盛和灭亡，见证了全真教派在北京从盛极一时到没落颓唐，还见证了清华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它听过晨钟暮鼓、牧笛悠悠，也听过小童们的朗朗书声和道士们的诵经梵响，还在窗外聆听过大学老师和同学们的课堂。伫立在东西两座现代化建筑间，如今依旧苍翠、安详。想到它承载过的历史，不禁唏嘘，不知道它还要经历哪些人间的正道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