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配‘汉月’，主要体现的是西域风情，‘西洋’则暗含明清以来中欧之间的海上交通。二者包括了‘一带一路’的范围。至于用‘丝路沧桑’，乃是因为抚今追昔，历史上的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会引起一股历史的苍茫之感。”提到刚获得第15届文津图书奖的著作《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作者张国刚教授这样解释其名字的由来。

张国刚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多年的求学与从业经历，奠定了他撰写《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的学术基础。张国刚教授表示：“我读研究生时候的专业是唐朝历史，先师杨志玖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加上我曾在欧洲工作过比较长的时间，那是中国丝绸之路从古希腊时代就流往的方向……所有这些因缘，促使我开展对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

为了寻求未来的答案，现在的学者将目光逐渐投向历史，重新去探究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丝绸之路。张国刚教授基于扎实的中外文献资料，以朝代为经、人物事件为纬，以深入浅出、平易晓畅的文字，力图让读者了解丝路之上能够反映不同时期东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事实。

纵观人类文明的交流史，冲突与融合是不变的主题。沿丝路而来的“他者”文明，在中国的土壤上融合相生。张国刚教授分析，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信仰具有实用性和问题导向，对神的态度是‘哪个灵就信哪个’。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中国是‘自然宗教’，山、水都可以作为神灵来崇拜。而西方的宗教体系是单一神主宰，它们排斥其它宗教的神，并把别的宗教称为异端。因此会因为信仰差异，出现十字军东征这种流血暴力事件。传入中国的各种宗教却能进行本土化改造，多元共存。”

中国对“他者”文化兼收并蓄，成为文化并存的土壤；同时，中国因素也对西方世界起着独特的作用，张国刚举例说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整个清代以前，中西交流主要有两个方面，除了物质层面以外，还有思想技术层面。在欧洲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政治体制；法国在决定是君主立宪还是开明专制的彷徨时刻，把中国作为开明专制的代表；中国的道德观念影响者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思想家，把中国作为模范，试图规范当时的法国社会。”

然而，丝路上并非仅有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和谐景象，也存在着冲突与不公。张国刚特别提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郑和下西洋，花费大量财力去宣扬国威，所经之处皆施与恩惠，甚至帮助协调问题，得到了表面的荣光与间接的衰落；航海王子热衷科技，但也进行黑奴贸易和殖民活动，输出宗教价值观，却成为西方强大的因素。当中国自给自足的和平模式遇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张国刚反思这段历史：“不能否认，坚船利炮的生产和侵略扩张的增加，为西方提供了原始积累，却也不能简单认为‘和平会失败，侵略会胜利’。和平与正义未必能够战胜侵犯与邪恶，但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武装侵略最终要付出代价。近几百年来，弱肉强食的规则在国际社会中依旧相当普遍，这类现象告诉我们，力量制衡在国际关系当中至关重要。”

在过往这段历史中，世界市场也形成了这样的分工体系——发达国家牢牢把握高端市场，而中国由于劳动力多、成本低，长期以来不注重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处于体系底层。张国刚指出：“反观历史，现代的中国需主动作为，鼓励提高研发能力，规范市场，提高质量。包括：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减免研发资金税收、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质量标准、提高工人薪酬水平。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贯通历史，观照当下。从时间轴上讲，新时代的“一带一路”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但从内容上讲，它也会有时代特色。“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带一路’中交流的双方和贸易的内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毫无疑问，它促进了人类的相互了解。”中国的陆上或海上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建设丝绸之路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贸易行为，而是一个政治外交行为，其目的是与周边国家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维护安全。历史上，中国政府通常用贸易沟通来解决周边的政治冲突；今天，我国也会借助经贸关系来维系政治互信，在世界上形成广泛的连接纽带。”审视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发现，建立政治上的互信，军事上要有自我保护能力，贸易上要有拳头产品，这些历史的经验，对于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历史是现实永恒的背景。沿着丝绸之路，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并形成了更加灿烂的多元文明。伴随着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和中国政府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新名片。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由此而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