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不同的岗位和使命，但是同为清华人、同为共和国的同龄人。70年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他们的人生与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水乳交融，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彭林：为同行    致以礼

　　1949年10月1日，长安街的红色城楼上，毛主席用浓浓的乡音宣告新中国成立；十几天后，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沐浴着共和国的光辉。
　　1989年，共和国40岁，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社会稳步发展；那个婴儿也步入壮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凭借优异成绩留校任教。
　　1999年，在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共和国50周岁；这个婴儿也在知天命的年纪，走进清华园。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共和国历经七十载奋斗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宛若飞天巨龙乘风直上；这一年，这个婴儿已至古稀之年，成功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在清华发光发热。
　　他，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
　　清华的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与新中国同年同月生的彭林对此更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深深体会到，个人命运是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运衰则我亦衰，国运昌则我亦昌。只有国家发展了，个人才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彭林说。
　　彭林从小喜欢文史，受老师的影响，他又迷上了书法，先是学魏碑，后来学隶书，接着学小篆，不知不觉对古文字产生了强烈兴趣。初中毕业时，适逢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到无锡招生，经学校推荐，彭林成功入读。然而刚读了一年，“文革”开始，学业被迫中断。“文革”中，彭林当了8年工人，又当了8年中学教师，但兴趣爱好从没放下。
　　其间，由于书籍奇缺，他不得不夜以继日临摹借来的古文字著作。当时的他有一丝忧虑，担心有些东西会丢失。“在周围人看来，我可能是在看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但心头的这份隐忧让我不能歇肩。”
　　1984年，彭林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赵光贤教授，如愿回到了文史研究的路上。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这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奇迹，足以骄人。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遗憾的是，这些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只是考古学家桌上的稿作讲章，不为广大民众作熟知。”心系教育、心系国民，近年来，彭林承担起传播国学的使命。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认为，“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华民族文化里面最优秀的东西找出来，把民族精神找出来，然后引领我们民族向上。”在中国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并寻求巩固文化自信的今天，这样的话语无疑切中肯綮。
　　“实现中国梦，是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能够亲身参与其中，接受挑战，把握机遇，勇于担当，成就一流的学术，是人生的幸运，我们应该无愧于这一时代。”与共和国同行，彭林用“礼”，向祖国致敬。

王佳：峥嵘岁月    使命在肩

在10-20纳米的微小距离内让光学探针贴近样本表面进行纳米精度的横向和纵向扫描，感受分毫之间针头与样品表面的细微变化……这一切就像一场“针尖”上的舞蹈——决胜分毫之间，于精妙之处缔造奇迹。
　　这是精仪系教授王佳钻研数十载的事业——近场光学/纳米光学测量。1949年11月出生，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王佳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紧相连。
　　王佳初中就读于北京四中，对于当时的他和同龄人来说，科学家是眼中最耀眼的“星”。当科学家、当工程师，王佳自己也想像前辈那样，投身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去。一颗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
　　经过5年黑龙江兵团的插队生活，1973年王佳成功考入清华大学，进入精仪系光学工程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交流。“当时美国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已经有大量的计算机终端，计算机间有专门网络，而国内我们整个系只有一两台电脑，还只有256K的存储容量。国外机械系已经在研究计算机辅助制造，国内这个领域还是空白。”巨大的差距让王佳很受震撼，“要赶上去！”这个声音在他内心久久盘旋，溶进血液里，为今后的人生烙下了浓重印记。
　　1996年，王佳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朱星一起着手准备国内近场光学领域研究的起步工作。那时没有仪器，没有先进的研究手段和零部件，他们只能从文献上窥探一二。1997年，王佳等人第一次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参加近场光学国际会议并参观了大学研究机构和专业仪器公司。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近场光学实体仪器。“虽然艰难，但是使命在肩，我们必须努力推进。”在大家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探索下，我国的近场光学领域迈着矫健的步伐追赶国际水平，当前正在向国际前沿迈进。
　　“今时不同往日，目前正是深入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和探索科学问题、开发尖端技术的大好时机。每一项科学成果和进展的背后，都显示了我们国力的强大。”王佳说，当前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处于稳定向上的发展时期，基础科学研究对科技强国建设、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技术支撑。“希望年轻人能好好珍惜学术研究的大好时代。”坐在办公桌前，王佳精神矍铄，声音朗朗，午后的阳光柔和地铺满房间的每个角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现已退休，王佳仍以自身的光和热指引着年轻的同学们。目前，他仍在纳米光学课题组协助几位教授带研究生，利用自己的经验去引导和帮助每一位研究生。“只要带学生，就一定好好带。”这是王佳作为教师所坚持的原则。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王佳的命运和祖国紧紧绑在一起——和祖国一起度过艰难时期，也见证了祖国和平崛起的伟大历程。在祖国即将迎来七十华诞之际，王佳总会回想起中学时代，在北京参加国庆游行和平鸽方阵的情景。“上千上万只白鸽交织盘旋，剪碎了光影，腾飞在蔚蓝的天空上。”
　　走在去往精仪系的路上，70岁的王佳仍然步伐稳健，一如年轻时的模样：“祝福国家繁荣强大，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王玉良：“师、画”人生    时代注脚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王玉良人生的第70个春秋。当王玉良回顾他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漫长岁月时，准会想起故乡那浩瀚的大海、铺满落叶的树林、雍和宫的柿子挂雪、莫高窟的壁画和月光，还有他曾挚爱的课堂和画室，书架上摆放着的书籍和文物。
　　50年前，“文革”初期，许多人无心向学，而正处于血气方刚年纪的青年王玉良却喜欢一个人到海边写生画画或者沉思。他说那是一个迷茫的阶段，让人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只能把思考寄托到画里、文字里：抄画论、抄古诗词，秋天在铺满落叶的树林里写生，晚上写日记或者是偷偷看朋友带来的书。可正是这一段迷茫的日子成就了他积累的过程，让他在1978年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时候就考取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研究生，1980年留校任教，后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入学时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波尔布特》，第一课是去雍和宫研究壁画，进庙的那幅画面真让人难忘——柿子挂雪，廊檐下的铃铛在响，僧人站在雪里，活脱脱就是一幅诗意画。”王玉良说。
　　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每个人都分外珍惜，“那个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读画和工作，凌晨两点半之前没有睡过觉，有时候还会到天亮。”即便没有什么消遣的事情，但是王玉良也从来没有觉得苦。“因为从来就喜欢，所以才能坚持”，他没有把画和课堂仅仅当职业，而是当作心里最美好的事去体验。
　　除了作画和教书，王玉良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和旅行。他爱看书，爱文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曾陪着他走过缺乏书籍而又渴望知识的青少年时代。
　　书架上摆设的文物、纪念品是王玉良这些年游走四方的“战利品”，说起在敦煌临摹研究的日子，说起藏民们的拜神仪式，他会沉浸在当时的情境之中。“文化是一种体验，旅游就是为了体验文化。走了这么多地方，我深深感到，人就是历史中的一个哲学体验，就是一个砂粒，砂粒如何滚动，就决定了怎样的人生。”说到这里，王玉良笑了。
　　数十年的为师之路上，他始终是一个认真而平和的老师，坦率而真诚，不仅教学生怎样为学，更言传身教地告诉他们怎么为人。他把自己的为师之道归功于那些曾经启发过、教育过他的前辈老先生们，“因为他们这样做过了，我就要向他们的品格看齐，尽管现在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但优秀的传统和品格是不能丢的。”
　　“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可以说是对王玉良的高度概括。他的人生充实、朴素又智慧，而被铭刻在血液中的共和国同龄人的标签则使他自出生起就与祖国水乳交融，他的人生也将成为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注脚，散发点点微光。

卢立滨：我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他，生在新中国，长在国旗下。自出生起，“共和国同龄人”的标签是他一生闪闪发光的徽章。
　　他是卢立滨，出生于1949年的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成长，与无数普通中国人一样，每个人微小的贡献汇聚到一起推动社会的变迁。70年来，他见证和亲历了共和国的沧桑巨变，也为自己生在那个以艰苦奋斗为主旋律的时代而自豪：“我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
　　这是卢立滨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他对祖国的承诺。70年的生活纵使平淡如水，也如水般润泽着他脚下的土地。
　　他是负责维修放射性实验室电子设备的工程师。“我每天早上5点出发，步行半小时到西单乘坐班车，7点到达单位开始工作。这个作息坚持了40余年，直到我退休。”1965年，卢立滨从清华附中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工化系工作。“文革”时期，系里的一部分实验室搬迁到昌平区，与其他实验室共同组建成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代号“200号” （因为屏蔽试验反应堆最初在校内基建项目的编号为“200”，故取此代号）。卢立滨也在此时到了“200号”，开始书写他与“200号”之间的故事，一写便是40余载。虽然面临很多生活实际困难，但作为骨干力量的卢立滨一直坚持在昌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自己解决和克服，总会越来越好的。”卢立滨始终面带平和的笑容。
　　目睹过去数十年间清华的变化发展，卢立滨感慨不已：“我刚工作时每个月只拿二十几块钱，那时清华校园里还有大片的稻田，现在学校已经全面发展起来，兴建了不少新的图书馆和体育馆。”在卢立滨看来，尽管他的岗位平凡无奇，但能与祖国、与清华共同成长已是莫大的幸福。正是出于对平凡岗位的热爱，2001年，卢立滨退休后又被返聘从事原来的工作，直到2010年才正式退休。
　　寒来暑往，每周六天、每天有四个小时花费在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的路上，卢立滨一句怨言也没有。而同样让他坚持了数十年的，还有想要入党的意愿。2000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让卢立滨骄傲一生的事。“有人曾经质疑我，50多岁了还入什么党？我就是想入党，这也是我们家的传统。”无论是他曾分别在铁道部和信息部工作的父母，还是两个均年过三十的儿子，都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就受到教育，要爱国爱党；有了孩子之后，我也这么教育他们，现在有了孙子，依然要延续这个传统，人不能忘本。”卢立滨说。
　　70年风风雨雨、70年日异月殊，共和国发展的宏大历史是由无数像卢立滨一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书写的。与共和国同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