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某个清晨，清华园新南院12号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迈出一位身材高大的教授来。他一袭长衫，神态庄严，快步走在宽敞平整的炭屑路上，去给清华大一新生上“普通物理学”。
新南院落成不久，炭屑路两旁栽种的梧桐和杨柳尚是身量未足的幼苗，就像教室里昂首盼望着教授到来的新生一样，有“一副天真烂漫的面孔”和“一团蓬蓬勃勃的朝气”。
然而他们的教授却相当资深。这位教授名叫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吴有训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末赴美入芝加哥大学随著名教授康普顿从事物理学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的研究工作，为康普顿效应广泛适用性的证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该效应应被称为“康普顿-吴效应”，而吴有训本人出于谦虚对此公开表示反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于1926年秋回国筹办江西大学，又于1927年8月任南京大学生理系副教授和系主任。
1928年，应清华校长罗家伦及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邀请，吴有训欣然北上，开始了长达17年的清华执教生涯。他最初居住于清华西院，后来乔迁至新南院。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新南院更名为新林院。
无论是清华西院还是新南院，都是清幽僻静且大师云集之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是陋室，却有《陋室铭》所描述的逸志雅趣。如此怡人的居所，让吴有训可以潜心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1934年吴有训任清华物理系主任，1937年任理学院院长。他与叶企孙等一起密切合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迅速成长为全国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对中国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尊重和注意发挥全体教职工的主体性；凡遇比较重大的问题一律由全体教授共同商议决定，从不独断专行。
作为大师，给懵懵懂懂的青年学子讲解最基础的物理学课程，吴有训不认为这是“杀鸡用牛刀”，因为他“重基础、重质量、重因材施教”。
为了给学生打好基础，吴有训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学生对于实验常识，一无训练，唯日谈自由研究，实不知研究为何事，以科学工作空谈便算了结……这种风气，把科学的实验性完全忽略，所以对科学仍是隔靴搔痒。”因此他指出：“本系自最浅至最深的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和实验工作，力矫现时高调及空虚的毛病。”
“对于课程不尚高深和数量，唯着重于基本的学程，力求切实与彻底，基本原理和事实的了解、问题的解决，为施教重要的部分。”由于重视课程的“质量”而非“数量”，在课程的安排方面，吴有训要求“主干课程不在多，而在精，且要求学生务必透彻掌握……每学期只有二三门主干物理课，但每堂课一开始总要公布指定自学材料的书目和章节。”
吴有训认为，教育必须根据学生特质因材施教：“一个学生可以对算学很是不行，却不能断定他对生物或地质是绝无成就的可能。”作为系主任主持清华物理系时，吴有训每年都会与每位新生恳谈一次。他单独为王淦昌安排实验课题，用4个月时间完成实验并发表了《中微子探测问题》论文，达到当时领先水平。钱三强在他的指导下得以到法国做原子核物理研究，钱伟长也是在他的关心下改学物理并获得深造的机会。
“他指导我们多选修数学、化学等系的重要课程，我们班就有好几位同学既学了不少数学课，也学了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工业化学……做满了全部实验课……还分头选读了直流交流电机、热工原理、结构学和结构理论……”钱伟长回忆起吴有训时，非常感激老师的帮助，“这样的训练，为（我）一生从事科研、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学生总共才50余人，但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物理学界的栋梁之材，蜚声中外。世界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在回顾中国近代物理发展时，曾指出“1920、30年代，大学物理系培养的学生，以清华大学为最多。这些学生大多能继续从事物理事业，做研究，或者教书，又培养下一代。”
1988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吴有训题词“青年师表”，赞其爱惜青年的高贵品质。毕生践行“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竭尽力量”这一誓言的吴有训，在清华园留下一片桃李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