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灵毓秀的清华园，既见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生，也铭刻着他们深沉隽永的爱恋。今日，以爱为名，让我们一同回顾那些在将爱深藏在园子里的伉俪，追忆他们的似水年华、青葱岁月，致敬那些深邃绵长的清华爱情。

赵元任与杨步伟：白头偕老的神仙眷侣

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杨步伟则诞生于安徽望族，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女博士。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相识充满了偶然性。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有天晚上，赵元任开会结束后因时间太晚回不了清华，决定去表哥庞敦敏家留宿。那天表哥家正好有客人小聚，都是留学日本归来的朋友，其中就有杨步伟。只一眼，赵元任就认定这个女子是自己此生的“她”。这次聚会，赵元任的幽默风趣深深打动了杨步伟；而杨步伟的气质谈吐，尤其是她冲破旧礼教、拒绝包办婚姻的事迹更是让赵元任欣赏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元任更加确定了自己对杨步伟的感觉，决定向杨步伟表白。几个月后的一个春日，赵元任在中山公园向杨步伟坦白了倾慕之心。就这样，捅破窗户纸的两人，在春日的暖阳下成功牵手，两颗追求自由与爱情的灵魂从此交织在了一起。

有情人终成眷属——赵元任在解除先前被包办的婚约后不久，就迎娶了真正的心上人。两人的结婚手续简单到令人瞠目：他们到公园照了张相，自写结婚证书邀请胡适和朱徵医生作证婚人签字，杨步伟掌勺做了四菜一汤待客，便算了却终身大事，连思想开明的胡适都惊呆了。两人在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明确提出除了书信、诗文、音乐曲谱之外绝对不收贺礼。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担任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全心支持丈夫的事业，跟随赵元任先后到剑桥、清华、耶鲁、哈佛大学讲学。她在照顾家庭、从事公益活动之余，还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等书，广受好评。

1971年，在两人的金婚之日，杨步伟面对满座高朋当场赋诗一首：“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随即乘兴和诗一首：“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两人出口成章、琴瑟相和，尽显文化底蕴，博得了满堂掌声。这对互敬互爱、白头偕老的神仙眷侣，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守相知，向世人道尽了爱情的美好。

张维与陆士嘉：双子星座的航空情缘

张维和陆士嘉从小在北京长大，一起就读于师大附小、附中，又因两家之间常有走动，所以一直在一起玩，是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幼年的相伴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1933年，陆士嘉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并谋得了教职，与之同时，象牙塔外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逐步陷入了日本的全面侵略中，“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让全国陷入了动荡的局面，陆士嘉和张维开始考虑留学事宜，两人相约一起出国深造。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7年，张维考中了第5届“中英庚款”，如愿获取留学指标；陆士嘉则决定去德国学航空，拜入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边界层理论创始人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门下。7月16日，张、陆两人赶在“八一三”日本入侵上海前三天，登上了最后一班开往英国的轮船，在轰鸣的炮声和低空掠飞的日机下，离开了苦难深重的祖国。

这一别，就是9年。在异国他乡，张维和陆士嘉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业，更是结束了爱情长跑、正式迈入了婚姻殿堂。1946年，张、陆夫妇带着4岁的女儿张克群，又踏上了令他们深深眷恋的祖国故土，开始施展他们的才华和抱负。次年秋天，二人应钱伟长的邀请，携手来到清华大学，开始他们在园子里的从教生涯。在清华园的胜因院23号，张维和陆士嘉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活，从此拥有了一个温馨的憩所和港湾。

在清华园，张维、陆士嘉夫妇俩过着简朴的生活，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力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陆士嘉和清华航空学院一起参与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组建工作中，建校之初，她每天早上都坐公共汽车到北航去上班，甚至自己花钱买来一大堆肥皂，和教师们一起制作建校规划模型，绘出了北京航空学院最早的蓝图。虽然生活上过得相当朴素，但张维、陆士嘉夫妇却经常接济亲朋好友和帮助素昧平生的人。张维还曾经在家办起“语言班”，亲自辅导年轻教师学德语。十余年间，他们的生活充实而幸福，家中时时传出欢声笑语。

1977年，60多岁的张维重新回到了副校长的工作岗位，1983年又受命出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古稀之年的他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北京、深圳两地，为新建深圳大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陆士嘉同样没闲下来，仍然热心于流体力学学科的发展，并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条文，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还坚持审阅论文、指导学生。

这对科学名家伉俪，用一生践行着“一心报国，身先士卒”的品格，他们相知相扶的感人故事，至今仍为人所称颂。他们的女儿张克群写作的回忆录中将父母比作“双子星座”，两人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王笠耘与袁榴庄：细水长流的革命浪漫

王笠耘与袁榴庄的爱情故事，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王笠耘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希望自己能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然而，同年的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杀害进步师生的“一二·一”惨案。被深深震惊的王笠耘在四烈士祭奠会上暗下决心，要把此事写成小说，以激励后人、告慰烈士在天之灵。为此，这个19岁的电机系大一新生毅然转入外国语言文学系，旷课三月之久，夜间在“只吊着一只灯泡”的大教室里创作了长篇小说《同命人》。尽管王笠耘因违反学校的纪律受到了处罚，但是这部小说得到了钱钟书和李广田两位教授的高度赞赏。

解放前夕的北平仍危机四伏，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和惨案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清华上空。为求自保，清华校内成立了学生纠察队，男生负责站岗，女生则负责慰问送饭。早在西南联大时就跟纠察队队长张祖道熟识的的王笠耘自然加入了纠察队，负责巡哨工作。与此同时，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的袁榴庄也把给纠察队送饭当作自己的“分内工作”。 同在纠察队，一个巡哨，一个送饭，两个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互生情愫；革命的激情和浪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爱情的底色。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1950年，王笠耘和袁榴庄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起来到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工作。次年3月，两人又携手来到了当时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人一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勤恳认真、一丝不苟地埋头于文学编辑工作。爱情的澎湃，也逐渐化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于细水长流之中不断升华。

1955年，王笠耘成为了现代文学部北方组的组长。在工作中，他始终致力于帮助边远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学事业，仅内蒙古一地，他就采风20多次，被誉为内蒙古文学的“奠基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十年里，王笠耘共计编辑出版了200多部著作。夫人袁榴庄亦不甘落后，编辑出版了数十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海岛女民兵》这部由袁榴庄独据慧眼发现、克服种种困难阻力编辑出版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便吸引了多地剧团纷纷改编拍戏，还被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的王笠耘、袁榴庄夫妇，对物质享受看得淡泊，却尤为注重精神世界的丰富。 几十年来，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中，从组稿、审稿、改稿到加工、出版，王袁夫妇诚挚地与许多作家切磋与合作、与同仁们钻研与探讨，不仅组织出版了大量优质的图书，更是总结出了一整套编辑工作经验。他们合作编辑出版的上百部作品，既凝结着这对伉俪辛勤工作的心血，也是他们一生爱情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