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晋诺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面对面——

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来源：人民日报 2013-1-18 赵永新

　　在很多人眼里，受人尊重的科学家似乎遥不可及。

　　他们为何走上科研之路？他们有怎样的科学理想？他们如何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私底下是不苟言笑还是活泼健谈？

　　为了展示科学家的真实风采，本版推出“走近科学家”栏目，敬请关注。

　　1月13日上午，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和他夫人田东山，出现在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里。作为该校的客座教授，今后每年他将在这里工作3个月。

　　蓝色的休闲西服，青色的牛仔裤，不离身的黑色背包；说话低声细语，回答提问时甚至有一些紧张、脸红——这样的外表、举止，很难让人把他跟诺奖发生联想。

　　然而，两个小时的面对面采访下来，记者暗自赞叹：这才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持续研究近30年 两度因经费陷入困境

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坚持，永不放弃的坚持

　　1981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科比尔卡当了一名内科医生。他工作认真，对每一位病人很友好。在用药过程中，他发现许多药物的靶标都是GPCR（G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有800多个家族成员的GPCR是人类基因组编码中最大类别的膜蛋白家族，几乎与人体生理代谢的各个方面都密切关联。

　　“能不能通过对GPCR的深入研究，帮助研发出让病人更快康复的药物？”强烈的兴趣使他放弃了可观的收入，在1984年加入杜克大学教授罗伯特•莱夫科维茨（他与科比尔卡一起分享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实验室，在其指导下作博士后，开始了漫长的研究之路。

　　科比尔卡获得诺奖的主要成就，是其对Beta2肾上腺素受体的出色研究。在庞大的GPCR家族中，Beta2肾上腺素受体被称为“最标准的模式受体”。当人遇到危险或紧张时，位于细胞膜上的它能迅速接收人体发出的信号——肾上腺素，然后细胞就能快速做出心跳变快、呼吸加速、肌肉收缩等生理反应，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危险。由于是“最标准的模式受体”，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极具风险和挑战。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以乐于支持长时期的高风险研究而著称，科比尔卡从1987年开始就得到其持续的经费资助。然而，到2003年，研究所却停掉了资助，使科比尔卡的实验室陷入困境。但他并未因此放弃，依然坚持做下去。

　　4年之后，正当他的研究就要出结果的关键时刻，他又一次面临类似的遭遇。资助方发出警告：不能再花一分钱了！多亏斯坦福大学和系里出面，由Mathers基金会和Lundbeck公司提供了无条件的资助，避免了功亏一篑。

　　说到这里，田东山笑着插话：“我听到一种说法，科比尔卡自己掏腰包坚持做实验。这不是真的，他的收入是用来维持家用的。”

　　“我现在还是为经费发愁，因为我的实验太花钱了。”他说，科研经费是按人头算的，每人每年大约1.5万美元，实际上远远不够。“去年9月至今我完成了两份课题申请，目前正在写第三个。”

　　科比尔卡认为，获诺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聪明、创造力、敏锐，优秀的学生、出色的合作者等。“但最重要因素的可能是坚持，永不放弃的坚持。”

　　他补充道：另外还有运气的成分，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件事情碰巧发生在你身上”。

父亲给他的影响是认真做事

为教会学生使用实验设备，他几乎花了一个下午

　　1955年5月，科比尔卡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中部的小城利特尔福尔斯，父亲是面包师，母亲做蛋糕。

　　说起自己的父母，他心怀感激：“我想做什么，他们一直都很支持，从来不强迫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虽然父与子的工作相去甚远，但父亲“认真做事”的精神让他终生受益。他的父亲开了个面包房，雇有10个面包师，他对他们都很友善。“更重要的是，他做事特别认真，喜欢亲力亲为，很少指手画脚。”科比尔卡说，“这对我后来做科研有很好的影响，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我尽量自己动手。”

　　他的实验室一般是8到10人，包括他本人和管理实验室的夫人。“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0人。如果人太多，我就不能很好指导每一个人。”

　　“他几乎是事必躬亲，包括做同步辐射数据收集。”据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介绍，做同步辐射实验中间不能停，常常需要连续48小时收集数据。“到现在为止，他还坚持和学生一起做。”

　　施一公告诉记者，去年国庆前的一天，他下班前去了一趟科比尔卡的实验室，看见他正半跪在地上，耐心地教学生怎样使用实验设备。“那个学生告诉我，为能使他熟练掌握，他几乎花了一个下午。”

一位好丈夫、好爸爸

为了陪孩子玩，他甚至会推掉一些学术会议

　　科比尔卡的“贤内助”田东山，是一位身材娇小、豁达干练的华裔女性。1973年，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并与她相识。

　　“不，不，不是这样的。”当记者问起他俩是否“一见钟情”时，科比尔卡羞红了脸，低着头赶紧澄清。

　　在夫人眼里，他绝对是一位“好丈夫、好爸爸”。

　　田东山在读研的时候，学费很贵，有段时间经济上出现问题。“当时他刚好得了一笔做研究的奖学金。考虑到家里的困难，他对我说：我不要这笔奖学金了，还是回去做医生吧。我对他说：你不要犯傻，你热爱科研，当然要做科研了。你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一定会渡过难关。”

　　田东山回忆说，“最难的时候，是他刚到斯坦福大学、有独立实验室的那几年。我在医学院很忙，孩子在读小学，他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包括每天接孩子。回想起来，当时我真的给他带来了很多压力，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她看来，他总是把家庭放在事业的前面。为了陪孩子玩，他甚至会推掉一些学术会议。“我劝他：你不要太傲慢了。他回答：我没那么重要，也许那些学术会议并不真的需要我。”

　　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夫妇俩都会给他们做生日蛋糕：田东山负责烤蛋糕芯，科比尔卡负责做蛋糕上的装饰：恐龙、机器人、电话、小马驹……

　　他这门手艺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我妈妈是一位非常好的妈妈，她很支持我父亲和我的工作。我从她那里学会了怎么做蛋糕。”

　　“我现在比年轻时更用功了，因为孩子们大了，不再花费我太多时间。工作之余我更注意锻炼，跑步、骑自行车。”科比尔卡说。他每晚都会看半个多小时的小说，特别喜欢有想象力、情节复杂的，“越复杂的越喜欢。”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难分彼此。”田东山说，“外出度假时我们也会谈工作，但并不觉得这是在工作。”

“客座教授”不是挂名

指导两个实验室确实有难度，但我会努力做好

　　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师生更愿意叫他“科弼华”——这是中国同事帮他起的中文名字，意为“科学庇佑中华”。

　　2012年2月，经施一公牵线搭桥，他被清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自己列出实验室的设备清单，自己招收实验室主管、博士后和博士生……同年4月，实验室正式挂牌。

　　“应聘清华是没有理由拒绝的机会。”他说，“虽然我永远不想拥有50个人的实验室，但我还是想在研究领域有所拓展。清华在世界上也是很好的大学，医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包括膜蛋白结构生物学的同行，我们可以互相学习。而且，附近的北大又有很好的仪器设施和合作者。”

　　“‘客座教授’绝不是挂名。”他说，除了每年会在清华工作3个月，他会通过网络视频、电子邮件等指导学生。

　　“我的目标是，指导好每一个学生，把清华和斯坦福实验室有机结合起来，使两边相互交流、学习、促进，推动在这个领域的共同进步。我知道这有难度，但我会努力做好。”

　　“科弼华”这次来清华的目的之一，是面试明年秋天入学的研究生。除了能熟练掌握英语，他特别强调“有兴趣”、“敢挑战”。

　　说到这里，他说：“我有一点担心。获诺奖前只要看学生对我的研究领域感兴趣就好；现在，我怕他们对诺奖更有兴趣。”

　　“那您怎样辨别？”

　　他笑了：“这个不能说。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就知道该怎样对付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