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记录下的伦敦奥运与自我表达

——记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拍摄的纪录片《一徽一世界》

记者 周襄楠 学生记者 王太拓

　　一部好的纪录片并不需要在前面冠上各种奖项的名头，也不需要有大的制作团队。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并不需要太多天赋，但必须时刻保持对新闻的“热情”，必须能够找到生活中最真实和自然的故事。

——李莹

　　画面虽然是无声的，但也是有生命的。通过镜头，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无声的冲击力。

 ——柯永权

　　一枚小小的徽章，将三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一个是跟着奥运会奔走的伦敦人乔治，一个是为了理想改换职业的董一燃，还有一个是背井离乡找寻自我的白月月。

　　2012年4月，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李莹和2009级本科生柯永权做了一个尝试。在陌生的伦敦街头，拿起单反相机（用单反相机的录像功能），拍摄了这三个小人物在伦敦奥运会这个大背景下的人生轨迹，纪录片的名字叫《一徽一世界》。

图为片中展示的伦敦奥运徽章。

　　该片展示了供职于一家为伦敦奥运会制作纪念徽章的中国公司的这三个主人公的艺术创意、对徽章的热爱和在英国的生活。客观写实的叙事风格，特色鲜明的画面，独特的伦敦街头艺人的配乐，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但是却耐人寻味。

　　在前不久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的2012第三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伦敦主题竞赛单元中，这部纪录片荣获二等奖。

徽章联系起的人们追求不断的生命的可能性

　　徽章起源于欧洲，原本是军队中使用的一种标志，像帽徽、肩章之类。体育徽章有着与奥运会同样悠久的历史。体育徽章最早出现在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到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运动员之间开始交换奥运会徽章。同时，徽章是一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物，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状态、文化潮流和人们的思维方式。

　　用一枚小小的徽章来反映伦敦的奥运盛会和人物故事，这样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十分精巧。

　　然而李莹说，实际上一切拍摄方案，都是李莹和柯永权到伦敦之后才定下来的。小小的两个人，忽然被投放到海洋一般的伦敦，能拍什么呢？

　　幸而找到了一个在伦敦留学的同学，三个人坐在咖啡馆里面头脑风暴，找东找西，一个不算是预料之中也不算是惊喜的目标浮现在他们的眼前——奥运徽章。

　　“从这个类似于小碎片一样的小徽章里面，其实也能看出大千世界中的很多东西。算是一个奥运会的细枝末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内容。”李莹说。没想到当时的一个匆忙抉择，做到了以小见大。

　　他们最终锁定的三个拍摄对象，各有千秋，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看似随遇而安的人生际遇中，跟随自己真实的内心，追求生命的不断可能性。董一燃来伦敦看了很多戏剧之后，就改行做剧院经理人，她的方式是改专业，重新上学；白月月独身一人背井离乡，但是为了艺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伦敦人乔治，可以为了奥运会，从温哥华跑到北京，从北京跑到伦敦，看似居无定所，但是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他们的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很酷，很有魅力。不像有些人追求一个稳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长时间呆在一个岗位上。他们三个人，是在追求自己生命不断的可能性。挺羡慕他们。”李莹说。

图为片中拍摄的伦敦流浪艺人在表演。

　　这十天的经历，在他们人生中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那个看似海洋一般的宏大和热闹的背景下，他们用镜头扑捉到了一些能够触动心灵并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于理想的追逐，对于热爱的坚持。

十天拍摄的客观记录

　　短短的十天，没有专门的时间策划，没有充足的时间攒很多的素材，经常是李莹拿着话筒和录音笔进行采访，柯永权举着单反相机进行拍摄，有什么事情一起商量。这需要两个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于跟哪条线、拍什么做出迅速的反应。

　　“拍摄就是一个不断适应，计划没有变化快的过程。”李莹说。

　　在拍摄中，他们始终坚持了一个客观、写实的风格。没有刻意去安排拍摄对象去做什么，而是商量出一个大概的方向。具体他们想表达什么，都是采取现场提问、他们回答的方式。在跟拍的时候，也基本没有打扰拍摄对象的正常工作、生活。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对徽章、对奥运和自己生活的看法。

　　“其实，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回归自然，好的纪录片一定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源自对生活的忠实记录。”李莹如是说。

　　比如，在跟白月月商定拍摄方案的时候，白月月说第二天要去看一个设计展，李莹就约定他们在展览那里见，跟拍她参观设计展的一些镜头，然后跟拍她回家——她的家在伦敦东区，她特别喜欢街头的涂鸦，一路上跟他们特别兴奋的讲这些，带着他们去看，于是纪录片里面就有了这一段有关伦敦街头涂鸦的镜头和叙述。

　　由于中外文化的不同，拍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最让人深感意外的是，伦敦奥运倒计时一百天的那天晚上，不少媒体到特拉法加广场蹲点，想拍到人山人海围着倒计时牌欢呼的场面。但是那个特殊的时刻，广场上面空荡荡。

　　对此，李莹解释：“中国人把奥运会当成自己的一项荣耀，当成国家的大事。伦敦人对待奥运会更加冷静，也不怎么激动，所以那天晚上特拉法加广场没有人。”

　　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法律意识不同，在拍摄中，外国人总是问李莹和柯永权是不是需要签署拍摄许可协议书。两个年轻人于是去网络上找到了这个协议书——一份很详尽的法律文件，用于保护被拍摄者的权益。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这份法律文件用不到，但是这也提醒我们，今后的拍摄操作应该更加规范一些。”李莹说。

　　由于时间匆忙，李莹他们坦言在拍摄中留有了不少的遗憾，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办法跟被拍摄对象呆的太久，没有拉近距离，所以大家交流的内容会有所保留，采访的深入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柯式风格”的镜头语言

　　看似随意的镜头，往往体现出摄像机背后柯永权的“柯式风格”。影片中有一个镜头，看似非常随意：白月月在街头给董一燃打电话，很放松很简单的对白，随意而真实的记录，她打着电话，眼神看着远方。看到这里，读者内心不由自主的涌起想法：一个女孩子，只身背井离乡来到伦敦，只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内心需要如何的坚强与执着。

图为白月月给董一燃打电话。

　　在拍摄跟人物对话的镜头时，柯永权有时候将镜头推上去，比较清晰的显示出人脸上的表情，说话的表情，沉思的表情，一颦一笑，经常会很明显的表现在镜头里面。虽然不是都是很美，但是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对这种表现手法，他说：人的表情是心灵的一种表达，这样的表现，可以让人有一种探寻被拍摄者的内心的感觉。

　　在李莹看来，伦敦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每一个建筑都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空气中都会散出出一种烂漫的韵味，即使是落魄的街角，也依然会给人一种安静舒适的感觉。李莹和柯永权在录制过程中拍摄了大量的伦敦街景，并将其中一些最精彩的画面融入到了纪录片之中。

　　这绚烂的街景，从行进到停止的伦敦地铁，行色匆匆的行人，街头的艺人，看似随意的角度却又张扬着独特的风格；片子里面很多的音乐，都是现场录的街头艺人的音乐，这些，都把伦敦的别致与随性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李莹和柯永权都觉得，伦敦就是那么一个地方，能够做自己的事情，不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

　　然而刚到伦敦，柯永权就过敏了，除全身瘙痒的症状之外，水土不服的他嘴角也出现了溃疡。于是，吃汉堡包这个在伦敦最最经常的事情，就成了一种痛苦。面对香甜的汉堡包却张不开嘴巴，这样本来就不胖的柯永权几天就掉了几斤肉。

　　大家更不知道的是，柯永权原来是土木建管系的本科生，因为自己喜欢拍摄些短片，干脆转系到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门学起了这个行当。对此他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想本科阶段应该做一些喜欢做的东西吧。”

　　虽然拿了奖，但是谈起遗憾，柯永权仍然坚定的认为，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部片子错失了很多东西：“去之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拍摄方案，很多事情都是临时做决定。所以到最后出来的片子跟自己预期还是有差距。”

　　在片子制作的后期，新闻与传播学院雷建军老师给了李莹和柯永权很多指导。刚刚开始剪辑的片子，看起来比较凌乱，采用的叙事方式也跟后来的不同。大大小小改动了六七次，才成就了观众今天见到的《一徽一世界》。

　　“我们学院这样的机会挺多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很多学生都有机会能做纪录片的拍摄，这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而且大家拍出的好的纪录片很多。”在采访中，李莹一直跟记者这样说。

（清华新闻网1月3日电）

编辑：襄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