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段颖
编者按：
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9月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与会教师代表，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代表党中央，向他们和全国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过去30余年里，我国大气治理的环境效益一次次释放，空气质量经历了明显的改善之旅。这其中，就有清华大气污染治理研究团队的工作。让我们跟随这篇报道，走进清华大气污染治理研究团队的故事——
近日，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公布，清华大气污染治理研究团队凭借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累累硕果，成功入选。
这份荣誉背后，是一代代团队成员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和贺克斌的带领下，团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我国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大仗硬仗。
“给国家做事不讲条件”
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郝吉明显得淡然又谦逊，“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不管做什么、怎么做，他说，“奔着国家需要出发”的科研信念都不会变。
郝吉明
作为团队奠基人，郝吉明1984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瞄准的第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煤烟污染造成的酸雨问题，“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三大酸雨区之一，尤其是烧高硫煤的地方很严重。”
十几年里，郝吉明带领团队从酸雨成因和影响入手，不仅研究清楚我国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关键过程，还提出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该方案后被国务院采纳推广，成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里程碑。
课堂上，讲到酸雨治理进程，团队带头人贺克斌常抛出一个问题：大家猜猜，清华牵头把划定两控区的任务接下来，预算有多少？问题几乎没有学生猜对，“相较于任务的复杂艰巨，当时的经费非常有限，但郝老师很坚决。”贺克斌清楚地记得，郝吉明的原话是：“没钱也要做，给国家做事不讲条件。”
随着时代发展，这支“倔团队”，对守卫蓝天越发执着，具体体现在：对所有可能带来空气污染的事物，永远保持着敏锐的嗅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贺克斌去欧洲进修，郝吉明叮嘱他，研究一定要和机动车污染防治相关。贺克斌回忆，“当时国内汽车保有量很低，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几乎空白。”在没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郝吉明选择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担起机动车污染的研究项目。
贺克斌当时就在想，郝吉明的态度如此明确，是预判到我国机动车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可能会对空气带来不良影响，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国家的未来需求。
之后，团队构建了“车-油-路”一体化的机动车污染排放综合控制体系，持续推动我国机动车排放控制水平与先进国家接轨。
再之后，团队领衔参与完成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助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国家级大气污染治理重大政策的出台；提出特大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持续不断的科研攻关中，创新成果接二连三。
贺克斌
一片赞誉中，偶尔夹杂着几句“是他们运气好，选择了一个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领域”。贺克斌不否认，团队对研究领域敏锐的洞察，让他们每个人都引以为傲。
仅选对方向就够吗？贺克斌不认同，“大家非常明确，国家急需的事情，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坚持把事情干成。不管项目大小，经费支持多少，不比投入比产出。”他觉得，这些才是“诀窍”。
“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立足中国，守卫蓝天，面向国际”是团队的核心精神，也是贺克斌反复强调的。
“国际上已有的，不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无论是技术路线，还是治理方式，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找到适合自己的，并且努力做得更好。”贺克斌说，很庆幸，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理念高度契合。
2002年，李俊华进入清华，师从郝吉明做博士后研究。同样是这一年，北京消耗了2531万吨煤。这个数字意味着，它当时几乎是世界上煤炭使用量最大的首都。烧煤的冬天，大家能直接闻到空气中烟煤的味道、二氧化硫的味道。李俊华1月份到京，对这点体会很深。
团队成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俊华（中），团队成员、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彭悦（左一）与学生讨论问题
“要把氮氧化物进行深度治理，将污染物变成无害的氮气。”博士后出站后，李俊华组织队伍，全力开展燃煤烟气脱硝关键技术研发，实现了整个脱硝产业的100%国产化，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在那个靠燃烧来驱动的时代，除了电力行业，钢铁、水泥、玻璃等非电力行业，也陆续成为排放大户，且烟气成分更为复杂，国际上针对多污染物协同深度减排，也并没有超低排放成熟的案例可循。他们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开发出多污染物一体化脱除技术，形成系列深度治理先进工艺，并进行了多个首台（套）工程示范及推广应用，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
开放的国际环境，不断注入的新鲜血液，持续为团队发展增添动力。
“气溶胶教材，你得抓点紧了！”路过郝吉明办公室的蒋靖坤被“逮”个正着，直到连声“保证”，才被放走。气溶胶科学与技术是蒋靖坤在海外读博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近些年取得了重要创新成果，“我们希望把成果尽快转化为教学资源。”
从以学生身份参与团队项目算起，蒋靖坤已“入队”20多年，“在队”感受是：“大家对科研有一种特别的热爱。最吸引人的，是‘立足中国实际做科研’的理念，以及‘要把创新成果应用于实践’的目标。”
蒋靖坤回忆，初入团队时，贺克斌就已经在清华建立了PM2.5采样点，“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国际上相关概念也是刚提出来不久。当时很不被看好，但团队十几年如一日地实地采样测量，默默坚持。”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气候观测实验平台
从2008年开始，PM2.5被提及的次数开始增多，各种声音接踵而至。关键时刻，团队拿出《1999年至2010年北京市大气环境PM2.5观测报告》，对PM2.5进行了科学阐释。随后几年，团队在污染物排放表征的种类、精度和更新速度等方面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验室里，几位学生围在一台仪器旁向蒋靖坤请教。“这是在线测量PM2.5化学组分的仪器，实现了有机组分分子水平的在线检测，目前全球研发出该成果的单位仅有两家。”蒋靖坤介绍，团队承担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任务，除了这台，还曾研发了全球首台能够实时测量大气中1~3纳米颗粒物的仪器，该仪器已被国际上广泛应用。
环境学院教授蒋靖坤（右一）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
除了原创设备，团队早在几年前，就为国产化替代寻找着对策。“这台国内不少机构在使用，假设出现故障，要送回原产国检修。”蒋靖坤指向的，是一台实时测量颗粒物浓度的仪器。这种“受制于人”的困局已被打破，蒋靖坤补充说，他们自主研发出了替代版本，所有的元器件与组件均为国产，且性能比肩进口仪器。
创新理论机制、研发先进设备、发明核心材料、开发先进工艺……接连不断的创新成果，持续为中国大气污染的防与治开具出“妙药良方”，并应用到世界。
部分团队成员合影
“我们把成果拿到国际同行中交流，大家会有很强的认同，觉得你为世界作了贡献。中国有需要的东西，很多国家其实也需要。”贺克斌举例说，团队在酸雨治理方面的研究，就收录进了美国的一些文章和手册里。
虽然根子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贺克斌仍鼓励大家互学互鉴。他介绍说，大部分团队成员都有海外深造经历，带回了很多新鲜东西和研究方式。同时，大家又有越来越强的意识，相信能在借鉴的同时，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问题解决得好，也会起到示范作用。”他觉得，大气治理问题，尤其如此。
“讲奉献、敢担当、重传承”
郝吉明
三尺讲台上，已是古稀之年的郝吉明仍然坚持站着，为学生们讲授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的最后两节。从1986年算起，这门课他已经讲了37年。
“解决大气污染的技术途径是什么？”“技术路径中关键核心的技术是什么？”循着郝吉明提出的问题，学生时代的吴烨仔细思索。还是那门课，如今，他从听课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
站上讲台，吴烨（团队成员、环境学院教授）偶尔会时光闪回，“郝老师不仅教我前沿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我学做人，教我找到自身价值与国家发展、人民健康结合的重要支撑点。”
预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吴烨从20年前就将研究转向交通领域替代燃料的全生命周期分析。像老师一样，他用前沿知识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希望把“顶天立地”的科研理念传递给学生。
王书肖也被郝吉明身上“讲奉献、敢担当、重传承”的精神品质深深影响着。在“接班”老师讲授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时，她说自己压力不是一般的大，“这门课过去一直在发展，希望它不仅帮助学生学知识，更是学方法、学体系、学信念。”
团队成员、环境学院教授王书肖（左）与郝吉明（中）、贺克斌（右）讨论如何进一步优化大气污染观测系统
课堂上，时不时有同学抛出问题：某月某日为什么出现了重污染？王书肖往往能从污染来源、短时重污染成因、该如何调控给出合理解释。
能做到这一点，与她过去20年的工作有关。她建立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相当于一张排放地图——国内哪里有污染源，排放了什么，排了多少，在地图上清晰可见。在此基础上，她研发的区域空气质量调控技术平台，可以评估各种控制措施的改善效果，以及哪些措施改善空气的成本更小。
在郝吉明领衔下，王书肖、吴烨等紧密结合大气污染控制实践和学科发展前沿授课，力争把科研最新成果，最快反映到教学环节里。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并先后入选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线上）、清华大学标杆课等。
源流深者，光澜必章。愈发年轻、多元的团队，聚合了背景各异、思维活跃的老中青三代，大家不断结合前沿技术尝试打破环境治理的边界，同时力争以一流科研塑造一流人才。
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和环境学院教授刘欢是贺克斌的学生，也是这个团队里标准的“第三代”，如今他们的学生，有些也已成为重点高校的骨干教师。
从海外深造归国后，张强听从贺克斌的建议，加入清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为地学系复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贺老师建议我，从一个更大、更宏观的视野出发，研究大气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
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良师益友”特别活动上，郝吉明（左三）、贺克斌（左二）、刘欢（右三）和刘欢的学生四代师生，讲述导学故事
每次遇到困惑，刘欢说，自己都能从郝吉明、贺克斌等前辈身上找到继续前行的动力。“‘红色是我事业的底色，蓝色是我要为祖国建设交出的答卷’，贺老师这句话里的一‘红’一‘蓝’把我们的理想和价值阐释得非常清晰。”她把这些教给她的学生，她的学生再教给他们的学生，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
……
团队教师与环境学院学生
贺克斌做团队带头人，郝吉明很放心，整个团队又让贺克斌觉得很踏实，“20多位团队教师，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研究专长。无论何时，大家以国家重大需求为首要目标，以协同作战、能力最强为最高标准，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为核心理念的准则，都没变过。”
酸雨治理、机动车污染治理、国家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打赢蓝天保卫战、“十四五”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用研究影响决策，用科研推动执行。如今我们生活的这片蓝天，与这支团队有着真切的关系。
贺克斌
下一场“硬仗”是什么？
贺克斌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解释说，“硬仗”有短有长，当前以及未来要做的事情，是比较长线的，“我们希望，在‘双碳’背景下，探索出更多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协同控制的路径。”
“这个路径国际上也没有现成的”，他提到面临的诸多挑战：需要政策的引导、技术的变革、人才的培养和多学科协同……需要几代人来共同完成。但他仍然希望，团队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多成果，“针对国家发展出现的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找出答案，作出贡献，如果做好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贺克斌说。
（清华新闻网9月11日电）
图片：李派、受访者供图
编辑：段颖 陈晓艳
审核：郭玲
